摘要
「脫亞入歐」意識是近代日本尤其是明治時期社會意識中佔統治地位的思潮。但是作為目前慣用語的「脫亞入歐」，其意涵既非先「脫亞」後「入歐」，亦非「脫亞」與「入歐」同步進行，而是先有文明層面的「入歐」，後有政治層面的「脫亞」。近代日本在文明層面的「入歐」路線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而在政治層面的「脫亞」路線，則是其對亞洲侵略意識的反語表達。幕末明初的危機意識不但是藩士提出各種「經世秘策」的源頭，更是明治時期思想家福澤諭吉探索「文明論」對策的動因。本文指出，通過考察明治前期的社會變化，福澤論證了日本在文明層面確立「入歐」路線的合理性。隨後，由於明治政府的首腦在地理位置、人種與宗教和文明水平上形成了對外關係三重論，福澤也提出了以「朝鮮盟主論」為核心的「東洋盟主論」，日本的自我定位進入轉型期。在歷經「壬午兵變」、「甲申政變」以及中法戰爭後，福澤愈來愈意識到作為「他者」的中國是日本引領東亞「文明化」的巨大障礙，於是日本在政治層面的「脫亞」意識隨即登場。從近代日本文明與政治的發展脈絡上看，捨「東」而趨「西」是近代以來日本文明的歸宿，而在此過程中，侵略意識也隨之萌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