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師大歷史學報/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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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越是三國時代孫吳立國於江南所面臨的最大內患，然而在孫吳政權幾十年的征討與統治之後，卻驟然消失。近代學者對山越族屬之爭議，依其對山越集團之界定寬鬆，可分為廣義與狹義的兩種山越論。前者認為，山越雖有部分是古越人之後裔或江南土著，但其中大部分卻是亂世之中開闢山區或逃往山區規避賦稅搖役的漢族人民。後者認為，只有古越人後裔才是山越。然而，史籍所見的山越，常被描述為蠻夷之類的化外之民，整體上是被當時的人視為是「非我族類」的異族。 三國時代的山越，幾乎遍及孫吳全境，如此廣大地域的居民，當然不可能是成員彼此認同的特定族群。商周時期已有越族，但要到春秋晚期越之名始大顯於世，戰國晚期越似已成為東南沿海各族的泛稱，並出現「百越」一詞，戰國末到西漢初，東南各地又出現許多與越有關之國名或族名，越之概念逐漸擴大為泛指江南廣大地域之異族。東漢末年出現「山越」一詞，而三國時代反抗孫吳統治的山區各族群，遂都被統稱為山越。 以往學者對山越的消失，都認為是融合於漢族之中。然而，筆者認為山越不可能全部被漢化，山越的消失只是「山越」一詞用法之消失，原山越之各種族裔在兩晉以後轉化以各種不同的族稱呈現，這種族群轉化的現象，乃是與大量漢人南下對各地加深開發，產生新的族群認識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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陞官圖為古代博戲之一，其形制乃於紙上備載文武職官名銜，編排成圖。博者不限人數，依序擲骰比色，以定進退黜陟，亦有籌碼投注，至終局而分勝負、定輸贏。 此一遊戲始創於唐，至明清定制，流傳於今，已逾千載。此戲向為士人之間遊樂，時代愈後，愈為四民所喜。復以歷代職官制度遞嬗變革，故歷代傳衍創製亦各有不同，作者必當嫻習當朝制度掌故，結合現實情境而饒具趣味。 今因時代變革，風氣迥異，陞官圖遊戲失其立身依據，非惟無以賡續新創，即欲勉力維繫固有，亦不可得。中國大陸僅於古物市場偶一得見，香港仍有少量發行，惟識者亦鮮，台灣則簡化為兒童遊戲之用，古意盡失。 近人論述古代博戲，屢見彩選、陞官圖創制、傳衍，然皆難免失之一隅，未盡全觀，殊為可惜，故此另行蒐羅研討，冀存其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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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清代民間宗教發展機制上的一個問題：教派是如何在一個陌生的地方發展起來的，也就是當一位傳教者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傳教，他是憑借什麼方式，能吸引一批人，形成一個以此一教首為核心的教團。這個問題，以往學術界的看法，不外乎從教首所宣揚的教義及其個人的一些特質來論。如果教首會替人治病，或者具有一些特異的功能，就能藉此吸引一批人跟從他。然而廣大的民間宗教教派，並非每一教首都有一些足以吸引人的特異功能。就本文針對民間宗教吃齋問題的研究發現，“吃齋”可能是大多數清代民間宗教教派吸引信眾，形成教團的一項主要依據。從檔案的記載來看，一位傳教的教首，似乎很清楚的了解，只要改變了一個人吃的內容，就能改變他的人際生活圈，就能堅定的留住這個人，成為自己忠實的信徒。這是從吃的觀點來切入，重新思考這個問題，發現有些不同以往的有趣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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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將包世臣與魏源的經世思想作一比較分析，係因兩人的困頓境遇頗為相似，又均是嘉道咸時期主張經世致用的重要人物。包世臣一生是極端的道德論者，他主張利用保甲制度，強制的推行德治。其所提出的辦法頗似極權政治，對人民諸事嚴格規範。然則由於家貧青少時代曾種植蔬果維持家計，又性格務實，凡事必親臨其境，考察利弊得失，對於清代漕運鹽政與河工均能提出可行的改革意見。更因留心時事，極早對英人在遠東的活動，提出警告，甚至主張必要時派兵驅逐英人，佔領新嘉坡，改為郡縣。對於英人在華大量傾銷鴉片及棉紡職品，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白銀外流，極為留心，主張貨幣使用銅織、紙鈔，而不廢銀。所謂而不廢銀者，係仍然允許民間持有白銀。 魏源自幼個性孤獨，喜好沈思冥想。青少年時代喜愛王陽明心學，迨游學北京，師侍公羊學大師劉逢祿以後，乃沉潛於公羊學與理學，對於古本經典，深具研究心得。先後編著有大學古本、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古微、董氏春秋發微諸書，已儼然成為經學名家。道光初年因賀長齡所託，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及入江督陶澍與蘇撫賀長齡慕府，更注重經世致用之學。主法後王，注重當代。此後因受鴉片戰敗的刺激與林則徐的委託，編撰成海國圖志一書，介紹世界諸國形勢，主張以夷制夷。頗以是卓越的縱橫家自居。 魏源經世思想注重收集文獻，溯源尋根，建立理論，於清代鹽漕河工的改革均著有專著，但總不及包世臣的實際可行。其西方知識遠比包世臣豐富，卻也不及包世臣觀察敏銳深刻。如果說魏源思想反映出書生本色，則包世臣一切講求實際，注重可行性。在十九世紀包世臣是著名的詩人及書法家，唯由於在經學的造詣上遠不及魏源，而其經世理論架構又不能如魏源聳人聽聞，致其在經世思想上的地位頗不及魏源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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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的目的是讓大家進一步加深對十九世紀後半清朝派遣駐外使節的了解。從前，由清朝派遣駐外使節被認為是清朝適應近代西方“條約體制”的一環。因此，以前的研究只集中到赫德(R. Hart)等在華外國人的思想影響及清朝的對應上。考察清朝決定派遣使節過程的徐中約(I. Hsü)的研究代表了這樣的觀點；他說明了，條約改訂的日期在即，為了避開西洋諸國附加要求而被派遣的蒲安臣使節團的成功，使派遣使節的重要性給清朝官僚們留下了印象，而且牡丹社事件（1874年）的刺激及於馬嘉理(Margary)案與威妥瑪(T. Wade)交涉等事件使清朝理解了赫德等提倡的派遣使節的必要性。 本報告，從與上述觀點不同的角度，對李鴻章等清朝地方督撫對於派遣使節的意見和政策決定上的作用加以考慮，進行研究，得出以下的三個結論。一、雖然總理衙門與李鴻章都對蒲安臣使節團很成興趣，但他們有各自的企圖；一方面負責條約改訂交涉的總理衙門，為了避開迫使中國改革的西洋諸國的要求，需要派遣蒲安臣使節團，一方面李鴻章認為派遣使節不僅有進一步加強中國與西洋社會聯係的作用，而且能夠促進自強活動。二、受到杜丹社事件的打擊，清朝痛感自強活動的必要，於是決定了派遣駐外使節。可是，對於政策決定過程，總理衙門起了使李鴻章與守舊派保持均勢的作用。三、雖然赫德與李鴻章都了解，駐外使節會促進中國改革，但是赫德徹底站在總理衙門為中國外交政策中心的立場上，因此，他實際上與自強活動領導核心的李鴻章對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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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學(Shen Hsueh, 1873-1900)江蘇吳縣人，流寓上海，就讀於聖約翰學堂(St. John's College)，專攻醫學，卒業後受聘於上海虹口同仁醫院為醫師。 沈氏雖年方弱冠，而學通中西，十九歲以英文著書，經五年而成Universal System，稱之為 《天下公字》，1895年著成，隨即自譯成中文，命名《盛世元音》，此書實為改良語文之簡易，便於推廣新知，創意宗旨俱在教育普及，謀國家富強。 沈氏熟諳醫術，富有科學知識，其於研治語言，自人體解剖學入手。於發聲、受聲部位、耳喉內部傳聲結構，判定音域、振波、高低強弱，以區別字詞、切音，與一切語音之元素，再分判語言基礎之所有母音、子音，以各能成音之數量，俱有一定數字成算。表現其本之於科學原理，極其完備。亦自原音基礎，特創切音簡字十八筆字母，期以一日之內（八句鐘）教熟學者，此即沈氏語文書之大致要點。其書在當日第一代語言改良思想家中，應是最科學、最精要、最博通之作。 沈學又在1897年在《知新報》分期刊布其所擬《俠會章程》(Rules of the Society on the Generosities)七十款，其內涵與同時代自1896年中國各地創生之學會多不相同，尤近於西方之會社組織，近似於Y.M.C.A。且其所具之宗旨、組織、成員、職司，以至活動、款項、開會運作、會費捐款、場所建築、會所格局、會議布置等等，均有詳細規定，極具今時西方結社規模，充分表現民主會議運作實況。其在十九世紀末之中國各地實是首見，可謂領先全國。 可惜沈學在上海同仁醫院被院方解僱驅逐，潦倒流浪，不幸於1900年死於上海。先知英才，碩學通人，竟至早逝，令人悼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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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卅運動中的滬案交涉是由執政府擔當的，執政府在五卅運動中的表現主要是進行滬案交涉。以往五卅運動研究因對執政府存在先入性的偏見，對其或忽略，或否定，所以對滬案交涉為什麼會失敗也就較為忽略，或沒進行真實地研究。本文通過考察執政府進行滬案交涉的全景過程，認為執政府利用五卅運動中的「民氣」以對內，並沒有真正謀劃滬案交涉，導致交涉主張不統一，交涉策略不明朗，交涉步驟不一致，缺乏整體規劃，同時，各外交官員在開展外交時也進行「內爭」，相互推諉禦責，導致滬案交涉延宕，江蘇地方官員和各派軍閣也以外交之名，與中央一起爭奪上海地盤。此外，滬案發生時，上海無軍政大員負責的現狀也影響到了滬案交涉的開局。這些才是滬案交涉無功而終的主要原因。使團和英國政府的延宕只是原因的一方面。執政府利用「民氣」，對其政權生命的延續或許有幫助，但對滬案交涉卻造成了致命傷。從滬案交涉來看，不可高估執政府利用「五卅民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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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以政策面為中心探討國民政府於接收前對於台灣人事之規劃和準備、接收之初在台日本人留用政策之制定和實施，以及留用政策調整之經緯。 據探討結果，接收前，台灣人即一再建議其應就地取才，任用台灣人，實施完全的地方自治。國民政府的接管計畫中之用人構想似乎與台灣人的期盼相去不遠。然而，當行政長官公署正式接管台灣後，卻以實際需要為由，採大量留用日本人之政策，以致引起台灣人的不滿；同時，該政策與美國的盡速遣返日俘日僑政策相違背，美國乃出面干涉；加以1946年初起大多數在台日本人紛紛決定返國，因此，迫使行政長官公署不得不調整留用政策。後經美國同意，以28,000人為留用上限，1946年年底必須悉數遣送返日。但1947年初行政長官公署並未依約定悉數將在台日本人遣送返國，直至二二八事件後，始放棄留用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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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主要是以紐約市立大學在1970年代進行的開放入學政策為例，探討紐約市婦女會對於高等教育所持的立場與觀點。婦女會是支持開放入學政策的。她們希望透過高等教育，協助處於社經不利地位的族群，獲得改善生活，提升社會地位的機會。在整個議題上，婦女會強調接受高等教育是權利，更是機會，社區學院則是機會的所在。雖然美國社會主流民意重視文憑，相信教育與社會流動之間的必然關係，但婦女會也務實的將高等教育中社區學院與四年制學院有所區分，希望在追求文憑之際，也能顧及勞力市場的需求、學習者本身的能力與既存的不公平現狀。權利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限，機會則是透過開放入學政策所創造出來的。對於個人而言，高等教育是提昇個人社會地位與改善生活的機會。對於紐約市的教育體系而言，開放入學政策點出高中教學不力的因素，提供整個教育體系反省的機會。對於紐約市而言，社區學院訓練足夠的人才，有助於帶動都市的進程，開放入學政策無疑提供了紐約市加速進步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