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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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系簡帛「(特殊字元略)」字的釋讀，迄今已有十幾種不同意見。本文逐一檢視各家說法之後，確認此字應隸定作「歇」，在《緇衣》和《語叢四》簡文中可讀作「轍」，在《凡物流形》簡文中可讀作「徹」。在研究過程中，對於上博竹書《周易》簡32「(特殊字元略)」字、馬王堆帛書《陰陽五行（甲篇）》149行「(特殊字元略)」字、郭店楚簡《老子（甲）》簡27「(特殊字元略)」字、《汗簡》「撤」字條「(特殊字元略)」字、《古文四聲韻》「轍」字條「(特殊字元略)」和「(特殊字元略)」字，四版《金文編》附錄下204號「(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等字，以及附錄下205號「(特殊字元略)」字，筆者也分別提出個人見解。此外，還對殷商甲骨文「(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特殊字元略)」等字是否為「曷」字，以及西周金文「(特殊字元略)」字、春秋金文「(特殊字元略)」字是否為從「曷」旁的字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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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文學傳統」的建構，背後牽涉龐大的意義認定的體系，那是不同時代的意義賦予的方式，必須透過反覆使用且熟悉上手的感知模式，才能讓事物連結出意義關係：換言之，中國文學的「傳統」，是在不斷變遷的意義認定模式下，所擬塑的或是所建議的「文學認定史」。現有的所謂「抒情傳統」論述，以魏晉「歎逝感物」說為主，而成為當前詮釋中國文學的主導性說法，但是顯然較難以涵蓋先秦、兩漢已有的書寫現象，於是探索這個「傳統」更初始的部分，也許是建構整個中國文學傳統的第一步。 如同本文的探索，發現所謂「感物」說並非魏晉人的專利，而是在「感物造端」的賦詩對話行為中最基本的替代法，被班固接續上辭、賦的文體批評之後，接下來的王逸進一步由語言的替換與意象的替換來分析楚騷，而鄭玄更由替換意象的角度，大規模地箋注《詩經》，而為後來的「情－物」對應說奠立了基礎。另外，除了這個以兩類別之間的關係拉引為主的發展，在「賦」或「誦」環境中，更透過大量關於國史或世系的記憶組構，來進言上諫：換言之，我們在替換、比興這個系列的發展之中，也不應該忽略屬於「誦」這個脈絡的持續存在，以及這個類推會聚的方式，如何不同於比興對應，而透過聚合輻輳來應和更大的宇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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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處改過自新的傳說藉由《世說新語》的記載，而為人們所熟知。實際上，還有許多與周處有關的傳說，至今仍活躍於民眾的講述之中，其傳說大致上可分為：1.周處除害傳說：2.周處悔悟，以及拜師學藝傳說：3.與周處有關之風物傳說等三類。這些傳說不僅反映人們對於歷史人物周處的理解與看法，以及官紳庶民之間的微妙互動，也呈現集體記憶的可選擇性。所以，本文將依循以下的脈絡探討周處傳說：首先，分析周處傳說的內容，以及情節單元之差異，探討各傳說之間的共通性與特殊性：其次，說明傳說之所以創生的原因，以及隱含於傳說之中深層、微妙的官紳階層與庶民之互動：接著，探討集體記憶的可選擇性；最後為結語。相信這樣的詮釋面向對周處傳說，乃至歷史名人傳說能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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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匡房是日本平安朝晚期的漢學碩儒，《江談抄》是他在晚年令弟子藤原實兼筆錄其言談的語錄體著述，此書收錄為數可觀的中、日文人詩話，成書年代約相當於北宋徽宗年間。本文針對此書的詩話群進行對照研究，從詩話的定義、北宋詩話的特徵、特定詩話翻案的手法等角度探討《江談抄》與北宋詩話間的關聯。 《江談抄》與北宋詩話，雖然登場人物、時空背景不同，但在故事的骨架、敘事的手法以及主題意旨上，《江談抄》詩話有如模寫北宋詩話的形態。本書有兩樣特徵，都與北宋詩話相通：一、沒有系統或完整的詩學理論，架構鬆散、多瑣事趣聞的雜錄：二、書中主題跨涉「論詩及事」、「論詩及辭」的範疇。 虎關師鍊的《濟北集》中所纂述的詩話，向來被認為是日本詩話的濫觴。不過，《江談抄》的詩話雖無詩話之名，卻有詩話之實，且收載的詩話數量遠勝《濟北集》。也就是說，《江談抄》是日本最早受到宋代文學影響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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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對元雜劇經典之一《王粲登樓》的分析，討論以下幾個課題：首先，若從文學意象與歷史氛圍的角度切入，可發現金元時期文學中的「王粲用典」，已帶有濃厚的時代特徵：「登樓王粲」成為貼近此時文人自身處境的「隱喻」，及文人群體的代表圖像。其次，作家鄭光祖挑選此劇編創，有其映照自身的深意：劇中情節的「曲解」，不能單以「襲套」、「幻夢」視之，而應視為作家重重掩蓋、幾番曲折之下的「隱喻發揮」，藉機表達他對於「異族入主」的看法。其三，面對文學上的「舊經典」（登樓賦），作家以「轉化」與「轉釋」之改寫手法，開發「曲／劇」此一新興文體的表現高度，創造「新經典」。最後，透過此劇結尾的舞臺指示－「散場」，窺見元劇作家兼顧「雅俗」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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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科舉以制義取士，吸引大量人才投入，啟蒙教育也多以經書的章句訓詁、八股文的寫作教習為重，許多兒童被要求專心舉業、心無旁騖，詩歌啟蒙教習因而受到衝擊。但舉業的教習內容，與詩歌寫作基本訓練原有互通之處，同時詩歌本屬傳統語文教育的一環，也是文人發抒才華、立言不朽的重要形式，因此本文由明代詩人王世貞的學詩經驗出發，探討明代兒童的啟蒙學詩經驗、明代家長和兒童對於學詩一事的考量與心態、明人對詩歌的價值判斷及教習次第、明代兒童詩作的紀錄與接受概況，並探討詩歌啟蒙教習所反映的詩學意義，藉以一窺明代詩壇的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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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的《肇論》是南北朝般若宗的傑作，歷代疏解者眾。總的來說，南北朝以後，佛家諸宗對《肇論》的文字內容並沒有太多異議，直到晚明，卻有華嚴宗鎮澄法師寫了兩卷《物不遷正量論》，對《肇論》中的＜物不遷論＞進行尖銳質疑和批判。其主要論點有二：一是論證＜物不遷論＞的主要命題「物各性住於一世」的「性住」義是一種外道常見，這與般若中觀的「性空」大乘義是截然相反的：二是論證＜物不遷論＞的「性住」義也同時與《法華經》的命題「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的「常住」義完全不同。經過這兩個論證，鎮澄藉此欲指出僧肇＜物不遷論＞中「物各性住」的命題有根本錯誤，與般若、法華「性空」、「常住」的大乘義完全不合。 事實上，與鎮澄同時許多高僧學者如道衡、蓮池、德清等，都與鎮澄有過筆戰，但鎮澄認為這些人都沒能說服他，所以這一樁晚明佛學公案沒有很完美地了結。本文則欲承此緒餘，針對鎮澄的兩個批評，展開較為豐富細致的論證，以證明鎮澄對僧肇「性住」義存在理解上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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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登伽女與阿難的故事，是佛陀宣講《楞嚴經》的緣起，更是佛陀弟子蒙受「女難」的典型，稱為「摩登伽難」，將摩登伽女視為誘惑修道者的情欲魔女，然而，這段歷程更是摩登伽女成證四果阿羅漢的悟道關鍵，換言之，由摩登伽女立場來看，不是「摩登伽難」，而應是「阿難難」或「摩登迦女悟道記」。本文期望跳出以往的阿難視野，轉以「摩登伽女」為核心，探討摩登伽女在其單獨經典、《楞嚴經》及《楞嚴經》疏論、明清時期文學文化、近代文化界、佛教女修行者等面向，討論她如何被詮釋？強化、轉變的形象為何？形象定型後又有何改變？進而省視其背後的視角，歸納其形象詮釋的二大路徑：主動情欲、速證果位，以及由此衍生的可能趨向，並期待擴展出新的空間與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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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往往被視為官修史書中之善本，關於《明史》纂修的過程，學者已有不少討論，例如從官方的立場、編纂之分期等方面來探討這部書的編修情形，然而在《明史》各式稿本中，416卷本《明史》的考訂與其中＜列女傳＞的編纂，仍有待釐清與研考。 北京圖書館藏416卷《明史》抄本，書中未註明作者，《續修四庫全書》將其撰著人列為萬斯同，但萬氏編纂《明史》的成果，自清代以來即眾說紛紜，加以其所留下的史稿殘缺不全或未註明撰者，往往難以斷定。其次，目前所存被視為萬斯同《明史》的稿本中，唯有416卷《明史》存有＜列女傳＞，其內容與通行的武英殿本《明史》稍異。本文分析416卷本《明史》＜列女傳＞編纂的特質，探究本書將明代婦女集體入傳的構想，並與王鴻緒《明史稿》、通行本《明史》＜列女傳＞二稿略作比較，以凸顯《明史》＜列女傳＞編纂的特色與其在《明史》編纂過程的意義，另也順帶考證舊題萬斯同416卷本《明史》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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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宋代至明代，胡安國《春秋胡氏傳》（以下簡稱胡《傳》）受到朝廷的重視，學術地位越趨鞏固，對《春秋》學風形成一定的影響力。清代初期仍舊以胡《傳》為科舉定本，但與先前獨霸經壇的聲勢有別，學術地位逐漸下降，各方批駁的意見也越來越多。從官方敕纂的著作中，就能見到他們對胡安國的不滿，例如康熙為《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作序，說明胡《傳》多穿鑿附會，離經義逾遠：乾隆《御纂春秋直解》序也提出胡安國有附會臆斷之失。而《四庫全書》在胡《傳》的收錄上，刪削許多有忌諱的文字，舉凡學者解經能不宗胡《傳》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表示讚許，朝廷對胡氏的立場明顯有了轉變。歷來對此課題的研究成果有限，未能深入察看官學的接受態度，具體分析箇中的變化。故本文試圖探討清初官方對胡安國《春秋胡氏傳》的批評，從官方的代表著作：《日講春秋解義》、《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御纂春秋直解》與《四庫全書》等進行論述，除了說明朝廷詮解《春秋》的基本立場，還深入剖析其對胡《傳》態度的改變歷程，整理官方辨正胡《傳》的共同面向，呈顯論題的相關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