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中文學報/Soochow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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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意在突顯「樂」於儒家成德概念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故由「樂」／「語」的關係重新進行反省，揭櫫儒家所謂之「樂」正是以一種「類語言」的形式，甚至有時是以「元語言」或「對象語言」之姿，成為闡釋儒家德性論的根據；同時翻轉以樂論主導音樂的研究路向，釐析儒家樂教內容中，樂論／音樂／道德間之「元語言」及「對象語言」的區別，重新掘發音樂在儒家思想中所扮演的「類語言」角色，進一步展示儒家之樂教雖有別於傳統詩教的「比興」語文系統，然內在亦隱涵有一特殊的「興」的情境作用；而後經由「即樂起興」的途徑與趨向，實際展示儒家之樂教理論與理想人格間的相互「映照關係」，用以展示個體生命之圓融人格具現之際，所得以形成群體生命和諧秩序的存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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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功爵雖是激勵軍功的利器，但其尊榮地位的彰顯，則需待政權穩定後，藉由對授爵者所賦予的大量優渥權益，才可算是確切的達到落實。漢五年（202BC）劉邦登上帝位，便已逐步地利用軍功爵，既穩定武力功臣，也招攬秦時流民。軍功爵在劉邦的手中，已由獎勵軍功，發展成安邦治國的利器，這是戰爭結束後，天下初定的便宜施政手段。此外，劉邦廢楚爵改行秦爵，除了為安定前朝遺民，也能藉此招攬諸侯軍隊留居關中，以達成「強幹弱枝」的目的。惠帝即位後，政權旁落於呂后之手，呂后除了大封諸呂，還接連地迫害劉氏子弟，此舉難免不引發功臣派系的危機和反感。為了籠絡及安撫對政局影響深遠的功臣派，呂后二年（186BC）所頒布的《二年侓令》裡，便已將軍功授爵，由高祖時期的王、侯繼承制，改成了全數繼承制（十八級以下則降級繼承）。此舉將促使更多的武力功臣，可將軍功爵位傳於子孫，這對呂氏政權的穩固，應有相當的助益。但功臣畢竟多是高爵的受益者，故在惠帝的即位詔裡，又特意將「五大夫」與「吏六百石」的長吏門檻對應，除了可劃分出高爵和吏爵的分野，也能讓高爵者因著王權的宣告，而再度散發出耀眼光彩。「五大夫」成為高爵門檻後，呂后更在經濟和政治待遇上，給予「五大夫」極其凸顯的優渥權益。不僅食、衣、住及死後的喪葬補助，予以極為尊榮的宣示；政治待遇上，也給予刑罰、徭役減免，和不受什伍連坐編制的特別對待。九級「五大夫」即可得到這般恩寵，十級以上的高爵，所享受的尊榮待遇自然更高。呂后如此彰顯軍功爵位的價值，不僅使軍功爵制在她手中發生極大的變革，同時也讓「五大夫」自此而樹立起，兩漢最備受矚目的授爵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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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對於生命議題至為關注，一切教義可謂圍繞生命所開展，早期道教經典《老子想爾注》主張成仙之事不分尊卑貴賤人人平等，強調人只要盡其在我奉道守誡，皆可憑藉自身努力長生成仙。修練過程除了重視生理上的愛氣養神、清靜節欲外，道德修養乃一切修練的前提，在注解《老子》時帶入大量善惡觀念，透過尊道畏天的宗教手段呼告世人信道守誡的重要，更將忠孝仁義、行善積德等傳統倫理以道誡的形式重新規範，使信徒明白了解善惡的內容及如何為善去惡，《老子想爾注》認為實踐日用倫常既是一種善行，同時也是修道過程，以此誘導人們遵守現行倫理規範，成為道教生命觀的一大特色。歷來對該書的研究雖已具成果，然多將焦點集中在養生技巧的討論，故本文擬從修道成仙的生命理想、長生成仙的唯一保證及其行善積德以成仙三部分進行討論，以明其生命倫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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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是一個前所未有、後難企及的生命意識高度覺醒的時代。所謂「生命意識」是個人對死生諸問題的自覺體認與把握，這種覺醒在《世說新語》一書中表現尤為深刻。魏晉士人的生存環境險峻，生命遭受戕害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突出，使得他們對生死課題的思考極為深刻而獨特，正由於他們獨特的生命意識，才形成了獨特的魏晉風度，二者實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雖然魏晉以後的士人對生命的思考與探索從未停止過，但再也沒有像魏晉時期這樣地引人注目，也再沒有出現像魏晉士人這般對生死問題投入極大關注的龐大群體了！《世說新語》中所反映的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極為豐富，也極具個性。由該書所載材料可看出，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的覺醒，主要表現在自我意識、時空意識、死亡意識等，本文即從這三個方面探討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魏晉士人強烈的生命意識留給了後代很多的啟示與省思，這種生命意識已成為中國士人精神建構中的一股潛流。魏晉士人的生命意識如何表現？它與前、後代的差別為何？它與魏晉風度有何關係？這都是本文探討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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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書中所論述者，語語平實，不求高遠，要皆以修己治人為依歸，將先秦儒家之內聖外王主張，透過條理分明之解析，以極嚴謹而又信而有徵之文字，博覽參稽，辨合符驗，今日讀之，不但令人深自反省，尤有益於世道人心。視荀子為吾國最具代表性之傑出思想家，孰曰不宜？全書三十二篇，最為後人矚目者有六（〈天論篇〉、〈非十二子篇〉、〈性惡篇〉、〈禮論篇〉、〈解蔽篇〉、〈正名篇〉），其餘二十六篇，則反覆解析，多方論證，各擅勝場，而〈大略篇〉第二十七，則將《荀子》一書，最重要之思想及文字，或另作徵引，或反覆說明，目的則在務明荀書之旨趣。倘能仔細尋索，荀書中之重要處，則可以此而得之。注《荀子》書者，最早為唐憲宗時之楊倞，因前無所承，所以自安其意而失荀書之真者，亦往往有之，故今以楊注〈大略篇〉之有待正補之處，稍作考訂，略作案語，以就教於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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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翻轉變異、別於常規者，楊萬里《誠齋詩話》名為「翻案法」，黃庭堅謂之「翻著韈法」，魏慶之《詩人玉屑》則稱「反其語而用之」。宋詩不欲沿襲、重蹈前人陳.，時有反常活用、出奇制勝，形成翻案之作。本文以王安石之詩歌為例，討論北宋翻案詩的生成背景、運用筆法，及所達致的生新、反思之效，從而證成翻案詩乃是以史學之「真」為基石、以文學之「真」為依歸。首先，就論述背景而言，宋人好學好古，讀書風氣盛行，並勇於質疑，採用否定語勢，轉換新境，別於既往認知，提出個人嶄新之見。再者，王安石推動變法，引發新舊黨爭，其創作歷程與生命際遇息息相關。翻案詩之目的，包涵文學層面的標新立異、政治態勢的黨議立場，然其異中有同、同中有異，對於楚漢相爭、昭君出塞諸事，而能提出異見，其追新求變、自成一家之風，奠定宋詩有別於唐之特色。概括而言，詩人逐步追索歷史事件之真偽、功過，具有真相還原的企圖、自出機杼之用心，以文學剪裁之法，進行濃縮或放大的片段式描寫，使歷史故事繪聲繪影、若臨眼前，進而借古諷今，以情感的包覆烘托所欲傳達的理趣，從而改換思維模式，以翻案詩作重述歷史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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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佳絕，歷來吟詠不絕；在唐宋文人以詩文為主體的書寫潮流中，晁補之獨託興於「詞」。自元符二年（1099）貶謫信州開始，至崇寧二年（1103）因黨禍罷還家園，「廬山」往來縈懷，至以「思廬山」為主題系列創作，幻化為「別是個、瀟灑乾坤」的桃源世界。「思山」詞中，流露對廬山小隱的無限嚮慕，卻始終堅守陶淵明式的歸隱生活；於矛盾衝突中，顯示了詞人的甘貧守道與真淳多情。晁補之詞筆下的廬山，表現了個人的生命情懷，豐富了廬山的人文意象，在詞體的發展上別具意義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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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系譜與歸屬常常是宗教建立其權威的策略，在宗教史的研究上是一項不斷受學者關注的議題。本文主要探討宋元時期靈寶法的流傳以及對「東華派」的建構。本文從《道法會元》卷244〈玉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作為切入點，研究宋元時期所謂「東華派」的分歧性與複雜性，從傳承、聖傳、教法三個角度探討，主要相涉經典包含、王契真《上清靈寶大法》、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靈寶無量度人上經大法》、《靈寶領教濟度金書》、《道法會元》卷244等。本文分別從從傳承、聖傳、教法三個部份進行分析，首先探討《道法會元》卷244當中的「靈寶源流」，筆者分別從延伸性系譜、有效性系譜及聯繫性系譜來分析此靈寶傳承；第二部份分析「聖傳」，包括「贊化先生寧真人事實」以及「水南先生事實」，代表著這個傳承最為關鍵的人物；第三部份為《道法會元》卷244的教法，包括二十一項內煉的教法，亦即〈玉清靈寶無量度人上道〉的教授核心，代表著此派的經脈與教法傳承。當代學者常將研究重心放在文獻當中所陳述的歷史事件，而本文著重的是傳記與系譜.述中所要凸顯的宗教人物與傳承的宗教意涵，以及如何透過系譜的安排來認同其宗教權威，進而將新的教法嵌入此一系譜當中。在論述的過程當中，筆者將不斷透過文獻來思考所謂的「東華派」究竟表達甚麼意義，而當代學者又如何建立其心目中的「東華派」，並從這些對傳承與系譜的反思當中重新去理解宋元時期道教的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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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自從東漢傳入中國以來，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互動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在宋代理學復興儒學的時代壓力之下，佛教人士提出三教會通思想者，有愈來愈多的趨勢。在儒佛會通思想史上，元初宰相耶律楚材以居士身分，推動儒家政治，建立佛教徒政治家前所未有的功業，他本身的儒佛思想就相當值得探討。有關耶律楚材儒佛思想的研究，有些學者認為他「墨名而行儒」、「名釋而實儒」，也有學者認為他「重佛輕儒」。本文不再以選邊站的思考方式處理耶律楚材的儒佛思想，而是尊重耶律楚材「三教根源本自同」的思想根柢，認為耶律楚材既不是「名釋而儒行」，也不是「重佛輕儒」，承認他既是真正的儒者，也是真誠的佛教徒。他的儒佛思想是以大乘菩薩的濟世精神與儒家的入世主義會通，從根本處取消佛家出世與儒家入世的對立。並從實用主義的立場，擷取儒家治國之長與佛家治心之長，使儒佛相資以為用，使佛家教理和禪修參悟的實際修為，成為心靈安定的力量源泉，以此回饋一己之政治理想，成就一番儒家禮樂中原、澤世安民的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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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融鑄調整，刪削改訂，最後終於完成《四書章句集注》，門人以《或問》解《四書章句集注》，還原朱熹的思考，三傳之後，兼取門人語錄，從朱熹與弟子講論尋求用意所在，成為四書詮釋的主軸。只是學脈日分，說解更細，《四書大全》於「凡例」整理出引用先儒姓氏，朱熹之外共計一○五家，不僅有文獻考據作用，於會同辨異之際，也有重新確認後人詮釋地位的意義，從地域分布以及學術系譜考察，不僅具有二程、朱熹、朱門弟子一脈相承的「道學」系譜，也有綜納各家思考方向，建構朱熹昂然挺立，集其大成宗主地位的安排，兩種思惟，得見由學脈、宗派而及於宗族情懷的傳衍脈絡，剔除歧異，回歸朱學原本，成為核心訴求，於此形塑《四書大全》「官學化」最重要的思惟基礎。朱熹溯源而上，融通宋儒義理與漢唐訓詁，完成《四書章句集注》；後代諸儒衍流而下，《四書大全》展現承襲與綜整的詮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