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文學門所涵蓋的研究領域而言,語言文字學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因為語文知識是學習中國語文、文學、文化的基本功夫。中文學習者-包括母語為中文或非中文的學生,皆應對傳統語文學知識有所涉獵。然而傳統語文學博大精深,如何讓學生在學習中文的同時,能吸收相關基礎知識與觀念,以提昇其中文能力,就必須作妥善的規劃與安排,方能有良好的效果。本文萃取適用於語文教學的訓詁方法,包括字詞訓釋、字義引申、互文見義、因聲求義等華語教師較易理解及掌握的部分,期能喚起華語教師對傳統語文學的重視,進而在教學上能夠有所突破。
酒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遺產,它代表了中國社會演進、經濟發展與人們的心理。「酒」對於詩歌創作如雨露之於種子,陽光之於大地。它激起人們萬古情思,令人情緒澎湃,情志畢露。先秦詩人無不以「酒」為題材,使酒文化與酒詩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連繫和糾葛,在文學上,「詩」與「酒」就此展開漫長而微妙的關係,孕育了中國最具代表性之飲酒詩。先秦時期的飲酒詩應為醞釀期,它深深地影響著後代。如魏、晉、南北朝的發展期,東晉•陶淵明更是第一位以「酒」寄意遣懷的詩人;及至唐代詩人,更將生命與酒交融,孕育出飲酒詩的鼎盛期。筆者探討《詩經》飲酒詩,期能呈現其意涵,確定《詩經》飲酒詩在當代的地位與價值。
出於宣揚忠君思想的需要,《漢書•蘇武傳》通過行為、語言、外貌、神態描寫及對比映襯等文學手法,塑造了一個堅貞不屈的愛國志士形象。歷代蘇武題材繪畫數量眾多,但集中在「蘇武牧羊」和「蘇李泣別」兩個情景上,主要表現的是《蘇武傳》忠君愛國的主旨,同時也表現了中國人普遍的懷鄉情結,並隱含着畫家們對李陵人生困境的同情和感慨。可見,畫家對史傳文學的接受是能動的。蘇武題材繪畫擴大了蘇武形象的認知範圍,加深了人們對他的理解和崇敬之情,對其所代表的民族精神的傳播具有積極意義。
本文旨在探討宋代馬令、陸游二家《南唐書》之比較,要點有四:一、記三主:馬氏為金陵三主作「書」五卷,陸氏則為立「本紀」三卷。後者將三主列入《南唐紀》,即承認南唐為合法政權。二、錄臣民:馬氏作「列傳」二十四卷,以載南唐臣民。陸書則有「列傳」十五卷,包括「單傳」、「合傳」、「類傳」、「附傳」和「四夷傳」;前四類用以記人物之生平,「四夷傳」是為外族所作傳記。三、譜世系:馬書有〈建國譜〉及〈世裔譜〉;陸書則無此例。四、論史事:馬書論贊之繁瑣,令人生厭。陸書僅十一篇,以嚴謹、客觀著稱。要言之,足證陸書優於馬書,但後者亦具保存史料之功,故二書始終並行於世,相輔相成。
《老子》有王弼注本,然今所見王弼注本有注文殘脫者,有通章無注文者,有正文與注文不相應者,是知今通行本非王弼注本原文也。《老子》有河上公注本,乃晉葛洪所偽造,署曰漢,偽造葛玄〈序〉,就其訛文可證該書成於王弼注本之後。今就河上本當在王本後;通行本正文非王本正文,舉例論證之,是為本論文也。
「禪讓」是流傳自中國古史傳說中的一種權位交替模式,不過在戰國時期的思想和政治圈,卻曾經興起過一波禪讓制度的推崇和評論風潮,而莊子學派也沒在這股熱潮中缺席。《莊子》一書中有九處文字討論到禪讓的問題,雖然沒有成為一個比較獨立完整的論述,但其中實寄寓了他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並引發了幾個值得深入思考的政治倫理問題。其實孟、荀、莊在某個程度上都同樣主張「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統治者地位的轉移應該符合某種「公義」。但莊子從「個體」的角度來思考政治,強調唯有超越權力,才能維護住個體及群體的最大生存利益,因此政治生活的目的就是指向對權力的超越。莊子透過一個個禪讓敘事向世人強調,在權力和名位之上還有更高的價值存在,但他仍不否認這個世界需要一位「明王」、「至人」,帶領世界重回至德之世。所以筆者認為雖然莊子以多種姿態來回應儒家的禪讓之說,但多元現象的背後卻有一個統一的底蘊,那就他真正所欲追求的卻是一個「至讓」的境界。所謂「至讓」並不是將統治世界的權力轉讓給另外一個對象,而是讓世界統治它自己,這也才是對儒家禪讓說最大的超越。
李賀詩歌涉及了四位道教人物,他們分屬於道教內丹系的上清派、外丹系的丹鼎派和吸收了外丹系理論框架的「新上清派」。在李賀生活的大部分時期,他與主張內修的上清派以及「新上清派」道教人物交好,排斥主張煉丹服藥的外丹系道教的修為方式;只是在其病重的生命晚期,才表現出對外丹系「仙藥」的興趣。李賀對道教不同派系的態度,不僅與其偶然接觸的道教人物相關,更與他的政治理想、涉足的地域、自身的政治處境乃至健康狀況緊密相關。
劉勰著述《文心雕龍》以儒經為思想根柢,舉凡文學本源、文體濫觴、創作批評,莫不以宗本五經為核心思想。茲以《禮記》為主要範疇,藉以研析《文心雕龍》的宗經思想,不僅足以明瞭劉勰受禮學影響,引發其著書動機,及薰染援引深廣,對劉勰之學術養成、思想著述均有根深柢固的影響;並爰據以探賾其宗經思想的時代根源、目的內涵、致用價值,及獨具的特識與貢獻,歸結出劉勰宗經思想在符契經學發展、鋪展倫理美學、通經以利致用、稟經製式以矯文弊、酌古創新文業的五項意義。
李商隱為中、晚唐的代表詩人,其作品中繁複的物象書寫,則能拓展出與宇宙、自然與環境秩序兼及美學的多重對話。本研究以「雪」這個氣候型態,探討李商隱詩的物象書寫與自然感應。首先,就唐代文獻中有關「雪」的敘事,進行主題性考察。在探索史料與詩文後,可以發現雪的災異與美學形象,實為一種對於世界秩序化的訴求;氣候失序影響文明發展的規律,人類則透過對於自然的想像與詮釋,企圖重建秩序的規律以達到和諧的理想境界。參照唐代李商隱與其同時代詩人有關雪的物象書寫,係於此詮釋框架中,所進行的美學再現。本文也將從李商隱詠物詩學中的「春物」與「物華」兩種面向,探究其詩歌中「雪」的存有意涵。
本文首先介紹了黃侃詞的結集過程與版本情況。其次,探討了黃侃詞作的內容特點。第三,總結了黃侃詞學研究、詞學教學的方法與成就。在此基礎上,對黃侃在民國詞壇上的地位與影響作較為全面的考察和評價。黃侃詞集,在其生前身後均有編輯。其詞作內容,既有反映民國時期的時事,也有記錄與他人交往的經歷。他主要以唐宋詞為研究對象,並將研究成果作為其教學的重要內容。總之,黃侃以其獨特的詞學研究與創作實踐,使詞這一傳統文學樣式在新舊文學交織的民國文壇上得以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