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學報/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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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崛起已經對國際政治經濟帶來很大的衝擊，幾乎影響到每一個層面。這一個現象令當今唯一的超級強權美國憂心忡忡。美國持續密切注意中國在第三世界的外交活動，特別是在拉丁美洲。崛起的中國不但積極推動與東亞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例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和其他國際活動，而且更將這樣的關係網絡延伸到其他地區，包含了美國的後院—拉丁美洲。對這些遙遠的西半球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外交政策核心是基於「和平與發展」的戰略思維。在外交作為上，中國採行的經濟外交、多邊主義、夥伴關係。從實際的作為來觀察，中國的外交確實強化了與拉丁美洲國家的互動關係。總體而言，中國在西半球追求霸權仍然是遙不可及的目標，它在這個區域的發展目前是在填補美國在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遺留的勢力空間。在短期和中程的發展中，中國大陸勢必要與拉丁美洲國家維持和諧夥伴的關係，以使其有足夠的資源和廣大的市場，維持繼續發展的態勢。更具意義的是，中國大陸不挑釁美國在西半球的優勢地位，一方面可以維持和平的國際環境，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無形的削弱美國的優勢。如果中國大陸繼續維持現有成長的趨勢，而拉丁美洲主要國家強烈反美的立場依舊存在，則我們可以預期中國大陸有可能與美國在拉丁美洲會逐漸形成對等的地位，並可以自由進出美國的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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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第二次大戰結束前，有感於中國在共同對抗軸心國的貢獻，倡議結束不平等條約對於中國的束縛，並締結平等新約。羅斯福總統且寄望戰後的中國，在聯合國的架構下，成為維護國際和平的中堅力量。至杜魯門接任總統，世界情勢與中國政情同時趨於複雜，雅爾達體制影響之下，美國對東歐無能為力，蘇聯在東歐成立各個衛星國，且積極向南歐擴張。中國則國共內戰激烈，美國旋又調處失敗，中華民國政府終於退守台灣。美國對華政策乃面臨抉擇：美國應如何處理和中共的關係，及如何認定中共在東亞扮演的角色。美國對台灣的蔣中正總統並無好感，且美國曾發表白皮書主張「塵埃落定政策」，並嘗試維繫和中共的交往空間。至1950年6月韓戰發生，美國認為那是國際共產主義擴張的一環，設若不加制止，則東亞地區難保不變成另一個東歐。美國旋即調整對華政策，改採對中共封鎖以及對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本文希望從國際形勢的轉變、東亞區域衝突的發展、以及美國國內因素的折衝等三個層面，探討韓戰前後的對華政策變遷過程、特質及影響。得出的主要觀點在於：韓戰前美國對日本之外的東亞國家並未投注關切，及至韓戰之後，美國對華政策始成為美蘇冷戰政策的成分之一。中共在韓戰時與美國衝突，導致中共被國際孤立長達二十年，中華民國暫時從內戰失敗中轉危為安。美國在韓戰中採取「有限戰爭」戰略，南北韓恢復了韓戰前的分裂分立狀態。美國與中共簽訂韓戰停戰協定，且認為韓戰後雙方仍應維持對話，經過多年談判，終建立外交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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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的戰略與經貿生態在最近幾年面臨結構性的改變，其中最重要的發展是中國崛起與東亞區域主義意識下印度、南韓甚至俄羅斯的興起與日增的影響力，均迫使美國調整其在東亞的戰略角色。本文的主要論點是美國在攻打伊拉克以後，在東亞面臨最惡劣的戰略環境，即使布希政府把全球外交政策東移，在東亞與南亞各國廣結善緣，仍然沒有改變逐漸失去在東亞原有的主導者之角色；而中國和日本將會在東亞事務上發揮日益重要的角色，整個東亞也會往多元領導的形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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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安全是個學理爭辯豐富與研究範疇多元的領域，但在其理論建構的過程中卻長期相對欠缺有關「社會性別」（gender）的思考。相較於主流的國際關係理論，女性主義透過對父權社會和政治體制的批判以及對兩性不平等原因之探討，提出個體間相互獨立與平權的安全觀，並嘗試將社會性別的思考與國際安全研究相結合，指出安全研究所以歧視和冷漠女性的原因在於兩種根深蒂固的思考模式，即國際政治傳統對於女性的排斥以及國際安全無關女性的理解。有鑑於此，女性主義著手對傳統國際安全的概念進行解構和重新定義，認為安全概念的本身並非必然需要排除某種性別或社會群體，女性應該拾回長久被剝奪的權利。而解決之道是安全研究應該從方法論上拋開男性／女性此種二分一刀切的武斷區隔，以及所謂性別中立的非實際想法。循此方向出發，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是結合社會底層群體的綜合安全或全體人類的安全，是一種多層次、多面向且內涵豐富的安全觀，它同時容納了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於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