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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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土仿古祭器的元代墓葬中，河南洛陽的賽因赤答忽墓可說是到目前為止數量最多，類型最豐富的墓葬。對於該墓出土的仿銅陶祭器學界多直接歸因於《宣和博古圖》的影響。然而，該書為北宋徽宗所飭編的金石學鉅作，對於考訂古器物雖著力甚多，但很難想像地方的祭祀禮器是直接參考卷帙龐大的《博古圖》。加上墓葬出土的陶祭器與《博古圖》的繪圖之間仍存在一定距離，因此推測，在《博古圖》與地方祭器之間，應該有一個中間的轉介。經過史料的爬梳，朱熹根據《博古圖》所編的《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書，在祭器的組合與樣式上，均較《博古圖》更接近於考古出土的元代地方祭器。而且元代的儒者在鑄造地方官學祭器時，也屢屢徵引朱文公的禮圖，推測即《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可見《博古圖》一書，除了直接鏤版印行，成為金石古玩製作參考書籍；藉由禮圖的轉化，也間接對民間祭器的製作產生了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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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於南京的畫家樊圻（1616－1694之後）與當時的隱逸和遺民文化有關。其後的藝術史視他為金陵八家之一，不過他的聲名多為龔賢所掩。而樊圻最為著名的是其奇幻山水之表現，但本文要強調的是樊圻與城市視覺文化的聯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樊圻如何巧妙地轉換朱之藩於1623年輯印的旅遊指南《金陵圖詠》插圖中南京勝景的視覺與符號結構。朱之藩的版畫使用圖像與文字形塑了特定地點的形象；而樊圻對這些圖像的轉換，則在於創造一般性的空間經驗，將景點、地方特質和經驗轉換為較為普遍性的結構。在他所創造的空間中穿插訴說著城市觀光、回憶、旅遊、商業帶來的繁華與聚落分布等景致。樊圻在描繪這些景致時所加入的特定視覺效果，有時帶有北宋與歐洲風味的視覺特色；但在此毋寧應被理解為是帶著疏離意味的視覺符碼，暗示著歷史與情感的疏離，而這樣的疏離頗能切合遺民畫意中對失落朝代的懷念。樊圻早期的一張山水長卷繪於南京降清的1645年，畫中以非比尋常的視覺效果表現一般習以為常的地方勝景，因而也展現了一種特殊的空間經驗－亦即晚明南京在改朝換代之際對空間的重新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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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鴉片戰爭爆發的1840年，卒於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簽訂馬關條約的1895年，任伯年這位幾乎是二十世紀以來最受歡迎的上海畫家，其一生橫跨了晚清中國面對外來世界挑戰最關鍵的半個世紀。在中國不斷摸索其國際定位的此時，泛指西方各國的西洋與特指日本的東洋，事實上已成一組相對的概念於討論中國的現代化議題。然而，就十九世紀中國藝術史的討論，或是，更特定的個案，例如，任伯年的研究，學者們往往偏重任伯年與西方因子的互動，咸少注意此時頻頻與上海畫家交往的日本訪客與古董商，更遑論中日開放直接貿易後在上海遍地可及的日本商品與娛樂。因此，本文一方面試圖重建一個近乎日常層次地消費、流通日本物品，結交、應對日本商賈與文化人的1870年代之上海；另一方面，也試圖了解任伯年這位出身卑微的市井畫家，其於上海的立足如何受惠於與日人交往密切的舊文人傳統畫家的扶持，然而其真正的創新其實與日本通俗文化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