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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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台灣電影史的建構皆環繞著具有國族電影代表性的作品，80年代初期出現的「台灣新電影」影響力尤深，也主導著自此之後台灣電影史的史觀。儘管新電影的作品本身在美學風格和內容主題上皆有突破性意義，但不可否認地，新電影的歷史定位突顯了建構電影史的階序：國族／公領域／藝術／中心v.s.（同性）性相／私領域／商業／邊緣，這也導致以同性戀為主題的電影在台灣電影史的討論中缺席。本文取拾荒收藏之精神，重探台灣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當同性戀議題浮上檯面，但同志論述尚未深入文化再現領域時三部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商業電影：《女子學校》（李美彌1982）、《孽子》（虞戡平1986）、《失聲畫眉》（鄭勝夫1991）。本文一方面究其邊緣位置的由來，二方面則從同性戀再現的可見性政治切入，重新檢視三部電影在文本和超文本論述中所反映、象徵、回應的性／別意涵與規訓邊界，並重新評估其擾動性／別結構秩序的潛力和開拓出的縫隙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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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幫派男性的形象向來是以顯著的男性氣概做為其角色身份與定位之標記，然而男性氣概的呈現絕非單一樣貌，更非僅止於體魄、肢體暴力與外貌特質的形塑，相反地，最重要的往往是建構出該幫派男性形象背後之意識型態，使該角色體現更深刻的社會與文化議題。解嚴後台灣出現相當多以幫派角色與題材為主軸的電影，學界對於此類解嚴後台灣電影的討論常偏重於其在新電影的脈絡與傳統下，如何呈現國族與現代化的困境，《悲情城市》（侯孝賢，1989）可說是受到最多研究分析的幫派題材電影，然而其中相當顯著的幫派鬥爭、幫派角色刻劃與國族困境的關係卻少見著墨。男性氣概的展現與國族意識的追求向來有著鮮明的共生關係，而解嚴後台灣電影中幫派男性在生存鬥爭中所呈現的氣質樣貌與意識形態更是體現了其時代脈絡下的台灣國族困境。是故，本研究將以解嚴後台灣電影中的幫派角色為主要分析對象，探討其中男性幫派角色的男性氣概如何被形塑且體現出該時代的台灣國族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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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以《非誠勿擾》為代表的電視相親節目在中國獲得了很高的收視率也引發了很多討論。真人秀是以什麼樣的方式演繹主流性別觀念，又以什麼樣的方式與主流協商或者抗衡的？這種性別政治的張力，又是如何被其他因素例如階級、電視機制、電視產業背景或者觀眾的能動性所影響的？筆者認為，通過「婚戀」這個私領域的市場邏輯、性別化的階級重構以及電視機制提供的管理「自我」的技術，新自由主義的話語透過市場的邏輯和對自我的審視滲透到電視的機制裡。同時，《非誠勿擾》這樣的相親電視製造了新自由主義式的「邂逅」，深化了性別化的階級觀念，掩蓋了社會的結構性壓迫，包括性別暴力，從而進一步強化了性別化的新自由主義的邏輯。同時，只以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來解釋性別政治的張力也是不夠的，還應該考慮電視產業背景和審查制度。具體而言，相親節目性別政治的張力也是產生於省級電視台和央視的商業競爭以及國家對節目的規管之下。再者，雖然真人相親節目反覆地演繹著「強制性異性戀」的婚戀觀，但真人秀也提供了對話性閱讀，甚至酷兒解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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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中國導演吳村於二戰後在星加坡完成拍攝的三部華語電影。通過細讀電影文本和圍繞著1940年代星馬電影小報《娛樂》和《電影圈》對這些電影的記載和論述，重構「馬華電影」的人民記憶與「馬華文學」的關係，探討「馬華電影」的命名在其誕生的時代脈絡與中國電影文化的關係，並參照早期中國女性移民到南洋的歷史材料，探討這些電影如何再現二戰後馬華女性的移民、遺民和夷民。這三部電影均以女性為主角，男性為配角，影片透過瘋婦的瘋言譫語，提前預言冷戰時代的二元對立思維。本文批判性地挪用冷戰時代的星馬華人性和華人政治類型理論，分析和對照這些電影再現的華人性和華人政治類型。這三部電影均生產於二戰後「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的馬共最強盛時期，吳村與他本土邵氏機構的製作班底，除了在主題上，嘗試回應「馬華文藝獨特性」所主張的此時此地的現實星馬地方色彩，亦通過電影再現被主流歷史話語打壓的馬共遊擊隊或其支持者的左翼實踐。本文認為這三部早期馬華電影的華人性及其意識形態的「非馬非華」，其複雜性在於它既不純粹是屬於馬華，亦非完全肆屬於中國華僑的電影形態。這一切導致這些電影均被眼下主流的中國電影史、港臺電影史和新馬電影史的書寫，徹底遺忘或選擇性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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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討論王家衛《我穿越9000公里為了把您點燃》中的兩個電影現象。首先分析王家衛電影中對高達電影的引用。引用他人的文本，如何嫁接成為我的書寫？電影如何解決來自他方異質性的聲音？再者本文的另一重點，試圖從王家衛的這部短片中破碎的剪接，整理出其中特別的美學。這部電影裡不確定的時空與敘述，是否由於過多的省略剪接所造成？還是由於鏡頭與鏡頭的接續中有著太多的中斷？或是由於短片中刻意安排的斷裂性？這種斷裂性在電影中的結構與形式無所不在，例如在電影院中觀看電影與拍攝電影的二元對立，在影像的再現與影像的材質之間，同樣有著斷裂性。暴力斷裂性的剪輯是否讓這部短片更具開放性的可能？從省略、中斷與斷裂，在這三種不同的剪接形式中，王家衛是否開創出一種新的刪扣的剪接形式？在刪扣的空白當中，電影可否思考自身？還是它只是一個暫時逃困的詭計？本論文試著從電影理論與歐陸當代思潮出發，藉此來做為電影文本分析的主軸，用來分析《我穿越9000公里為了把您點燃》中的引用、省略、中斷、斷裂與刪扣的電影美學研究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