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本籍女性,新移民進入勞動市場面對較多個人與結構限制,為瞭解決家計困境、兼顧照顧需求,具有機動性微創成為突破困境與發展主體選項。本文訪問八位從事微創新移民,探討新移民在從事微創過程中,性別、階級和族群象徵的意涵,如何展現在微創抉擇、經驗、與遭遇困難時之策略因應。結果發現:新移民的微創是理性抉擇,為生活所迫、承繼家族產業或追求個人主體皆有,創業資金來自個人積蓄或夫家支持,個人擁有技術與過去生活經驗是重要人力與社會資本。創業結果不僅改善家庭經濟,更增加個人自信,和部分翻轉家庭權力關係。新移民的微創仍難擺脫性別化角色,階級對微創行動的影響有待釐清,跨國人口流動形塑另類「飛地市場」現象。根據研究結果,本文提出多項關於新移民創業輔導機制與實務策略之建議。
社會保險的財務處理方式基本上分為三種,隨收隨付、完全提存準備、部分提存準備。相對於商業保險,社會保險因其永續經營特性,通常不需要完全提存準備。本文以臺灣規劃中的長期照顧保險為例,實際進行長期費率規劃的模擬設算,並評估各方案的可行性。本研究以臺灣規劃中的長期照顧保險為例,採取模擬分析方法,討論費率規劃的原則,並實際進行費率規劃的模擬設算。本研究根據財務處理方式、平衡期間、費率上升幅度、準備金額度、人口成長率等條件,設計七種費率規劃方案進行費率規劃、費率調升幅度、保險費水準、累積準備金等模擬分析。本研究結論:根據(一)部分提存準備、(二)費率調整頻率、(三)費率調整幅度、(四)世代公平性、(五)基金累積規模等指標評估,比較合適的費率規劃為C與F方案。C方案的主要費率規劃條件是:(一)10年平衡;(二)3年調整一次費率。F方案主要條件為(一)10年平衡;(二)3年精算一次費率;(三)精算費率與現行費率差距5%即調整費率;(四)第3年起,準備金不低於3個月。
自2000年開始,政府提出二代健保的改革構想,其中在組織體制最主要的變革是將「健保監理會」與「健保費用協定會」兩會合一,成立健保會,負責審議健保費率、給付範圍、決定5,000多億健保醫療費用的分配。研究目的透過文獻資料蒐集、深度訪談法,從健保會委員觀點評估健保會實際運作過程與效能,提出改善建議。研究發現健保會雖然有少數委員對於角色認知不足、會議效率有待增進、委員專業知識不對等、委員互動仍在磨合等問題。但整體而言,健保會的確擴大社會多元化參與健保政策,並完成法定任務。研究建議衛福部可建立各類型組成團體之委員聘任原則、訂定專家學者與公正人士代表的遴選委員會設置及作業要點、衛福部提供行政資源,協助委員分析健保相關資料,促進委員的專業表達能力,強化付費者代表監督能量,以及委員之間的實質對等協商能力。
從原住民較低的平均餘命可揭露族群間健康不平等的現象,於此同時,原住民高度流動性也同樣引起關注。為釐清遷徙與健康之關聯,本文運用2007年「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資料」,以多元線性迴歸模型檢視遷徙、地區醫療資源與原住民健康狀況間的關聯。研究發現:(1)遷徙雖改變原住民所近用的醫療資源多寡,但區域醫療資源對於個人健康狀況的影響不大;(2)移徙前後環境異質性越高,遷徙者心理壓力越大,對健康越是不利;(3)遷徙對原住民健康的正向作用小於心理壓力所致生的負向作用。是故,(4)醫療資源差等的地區剝奪非為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主因,族群間健康不平等仍受社會與經濟因素所決定。
本研究旨在探究居家式照顧的服務使用者,其接受服務時對服務輸送的經驗,以提出合適的輸送體系設計,增進服務品質以及公民參與。本研究方法為質性研究,深度訪談14名服務使用者。研究結果顯示:(一)服務使用者身分常被標籤、需求評估模式過於僵化;(二)按其身分、權力行使、角色等不同,可歸納為「雙重弱勢型」、「飲水思源型」、「積極參與型」、「主流福利資訊排除型」四種類型;(三)在服務輸送體系設計方面,服務使用者對政策制定、服務類型認知貧乏;(四)認為政府委託民間提供各種服務,但彼此是不認識的夥伴;(五)認同專業與感恩在地服務人員,但無參與服務制定的權力。在服務品質方面,服務使用者認為在回應性、適當性、參與、給予選擇訊息、整合服務的指標缺乏。因此,本研究建議:1.接受服務者可稱為「服務使用者」;需求評估以「綜合評估模式」為之;依研究發現的服務使用者類型,設計不同的政策宣導方式;2.服務輸送體系方面,政策實施朝跨域合作模式;掌握需求,擴展服務項目;重視提供服務單位的合作與協調,強化專業人力培植、篩選和在職訓練;建立公民參與機制;3.服務品質方面,將服務品質六項指標納入,才可以評估服務對使用者產生什麼影響和改變。
本文主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討論臺灣、香港的家庭部門從80年代到現在,因少子女化、人口老化、長壽化、移民化與女性角色的轉變,所產生的「照顧危機」,引發兩地照顧責任在家庭、市場和政府三者重分配的爭論。本文認為在討論照顧責任在領域間移轉前,需將家庭帶回歷史脈絡,將家庭並列於政府與市場,勾勒家庭鑲嵌於政治經濟的位置,以克服與超越家庭位置在社會科學區隔化下,產生「家庭缺位」的遺憾,在忽略家庭位置存在政治經濟性下,政策處方不過是強化既有的體制,反導致問題的惡化。為此,本文將家庭置於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從兩地歷史發展脈絡中,發現家庭在社會發展與變遷的歷程,一直具有政治經濟雙核心的本質,既是生產單位、也是穩定秩序的基地。「家庭被掏空」在各地有不同的意義,反映家庭部門隨著人口變遷、產業轉型和女性角色多重變動,國家和市場的交互作用導致家庭部門之脆弱,如何發展與脈絡高度鑲嵌的政策,實在先需要透視家庭、市場和國家存在的複雜與動態的三角關係,方能在促進家庭能量、鞏固家庭福祉下,把人類初級連帶的重要性找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