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博物館領域的許多發展,看起來好像不同於前幾世紀的實踐,它們被「介入公共」的需求所驅使,企圖以各種創新的方式達到這個目地;然而,從博物館世界性的歷史發展軌跡看起來,這些新的取向似乎並不少見。博物館近期的發展態勢強調必須更具反省性,並企圖把博物館理解為多元地詮釋世界及其歷史的推動者,新的取向包括了在各項展覽中強調與社區的互動,以及透過實際參觀或網路,讓觀眾對博物館的蒐藏知識可以做出貢獻。晚近博物館學的任務之一,就是要掃除過去博物館的權威性,為了達到此目的,博物館被認為必須採取多元的表現方式,並透過社會媒介(social media) 鼓勵新的參觀和參與形式。要求博物館能吸引人、並與公眾產生關連,並不是新的概念,此一概念從18 世紀博物館誕生成為一種公共機構時,就已經存在。彼時,國家與文化及文化機構之間發展出一種新的關係,此歷史變遷如今已廣為人知、詳於記載。特別是18 世紀後期的歐洲,經常將國家視同於「公眾」(the public);此一等同,也預設博物館是一個公共空間(a public space):是為了公眾、屬於公眾的機構。但關於民主公共空間的物質性,與民主論述之間的關係卻鮮少被理解。本文將討論這些論述的限制與潛力,並及於21 世紀博物館脈絡下,空間與民主之關係的新思考。
1980 年代的新博物館學運動啟發並重新檢視了博物館的功能角色,尤其是與地方發展息息相關的中小型博物館,這些座落於各「地方」的博物館擺脫過往以「物」為核心角色的習慣,開始思考「人」的問題,博物館變成社會運動的一種工具,其型態也呈現多樣化,定義博物館的邊界開始越來越模糊。這樣的趨勢發展也影響到臺灣,期望以散落在各鄉鎮之地方文化館為首要,進行新的產業革命與城鄉再發展。研究地方文化館政策須從社區總體營造政策談起,該政策是臺灣近年來最具影響力且持續的文化作為,回溯政策初始的臺灣社會面臨著巨大的轉變與挑戰,從對國家政治認同的疑惑、社會結構的變化到都市與城鄉發展惡化等,既有威權的漸漸解體與對過往歷史記憶的壓抑反動,讓執政者被迫提出一個因應政策來接合這樣的缺口,而博物館就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工具,在此時被賦予帶動地方發展與建構地方認同的重要任務。本研究觀察在臺灣地方文化館風潮中,不約而同多以「生態博物館」這個理念為主要實踐目標,這個主要從法國發展實踐的新博物館論述,講求博物館作為建構地方認同的工具,將詮釋生活方式與歷史的權力賦予當地居民,召喚居民的地方認同感,也使他者獲得認識地方社會的機會。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為臺灣第一座以生態博物館論述籌備規劃並對外營運的公立地方文化館,本研究以其為案例研究對象,並探討博物館長期的社區策略中為何無法有效讓社區動起來,試圖從中探討生態博物館這個看似應許般符合各界對地方文化館多重社會想像的理想論述,在實踐過程中為何無法實現其承諾,是論述過於理想性?操作方式錯誤?還是規劃者與執行者一廂情願的誤解與謬用?本研究同時比照另一個在社區藝術創作者自主動力下組成的山城美館,探討其藉由藝術與文化生活逐漸誘發居民參與的過程,期望從這兩個在相同地域的微觀案例研究中,剖析探討能放置於臺灣社會脈絡中的共通性。
2000 年年底發包、2003 年完工,卻遲至2008 年才正式開館的屏東縣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於2009 年因工程興建與閒置過久等問題遭監察院糾正;2010 至2011 年,透過國立臺灣博物館促成,該館經由「愛分享:東.西博物館及社群串聯國際計畫」,與美國科羅拉多州自然史博物館合作,成為國內原住民文物館當中首座與國際博物館接軌、參與國際合作計畫的文物館。從原本不被地方首長看好與公部門善用的閒置空間,逐漸成為鄉內發展文化工作的基地,該館在這一路過程中,有哪些有心或無意的操作,有哪些文化能動的關鍵因素被召喚,而逐漸穿透、突圍,甚至改變其原本可能有如一般原住民文物館發展緩慢或停滯的命運?對於文物館從瀕死到復活的變化,當地族人的反應、意見、參與又是如何?而該館的營運思維與策略,又如何在鄉公所的結構限制與形式常模內,與當地協商、共生、對話,走出一條能在排灣族社會脈絡中發展館務的生路?即便文物館生成因素有其國家政策時代背景,然而如何逆轉宿命,達到其以博物館身分被期待的存在,是現今原住民文物館尋求生存與自我定義的重要課題。本文擬從來義館的發展變化,檢視影響其體質與結構的議題,探討現今架構下文物館與部落結合的可能性與困難度,希望可以在新時代博物館學的發展歷程中,提供相關案例的參考與反思。
1990 年代,宜蘭縣計劃籌設「蘭陽博物館」,規劃以「生態博物館」作為建館的理念與行動綱領。因此,「蘭陽博物館」與「蘭博家族」共構成為臺灣第一個以整個地域為範圍的博物館營造模式。自2001 年蘭博家族協會成立至今歷經多次的轉折,其文化行動歷程所累積的真實經驗,具有臺灣地方文化運動重要的價值,走過的路也將成為臺灣生態博物館行動的先驅。這是一個關於「地方」的研究,以2001 年到2011 年蘭博家族的行動經驗為主要討論對象,探討生態博物館運動在宜蘭的發展路徑與行動歷程,希望透過解釋與分析蘭博家族行動內涵與社會脈絡、地方文化根源與文化建構過程,探討發展路徑與未來的可能性。歸納而言,本研究探討的核心議題包含生態博物館建構、經營、地方感、行動社群(蘭博家族)之實際發展與轉變等,以參與其中的行動觀察與研究,回歸到行動上之命題與思考。研究取徑則檢視蘭博家族協會在宜蘭文化發展脈絡中之發展與歷程。採取「質性研究」的相關方法,透過研究者在歷程中的參與、觀察,以取得資料進行結構性分析,這樣的研究方式其實也是文化行動的實踐內涵。
為了解決內灣地區因商圈觀光化發展,而造成的傳統歷史文化空間與生活脈絡脫節的問題,新竹縣九讚頭文化協會將社區營造運動擴展至社區博物館之建立,期望藉由設立劉興欽漫畫暨發明展覽館,落實社區總體營造的精神,並嘗試改善內灣過度商業化的環境,為其注入人文藝術氣息。以建立「內灣漫畫村」為初始目標的漫畫館,為具有社區博物館概念之地方自發性成立的博物館,企圖成為延伸社區互動與對話的平臺。但在九讚頭文化協會參與漫畫館規劃經營的過程中,漫畫館如何自給自足成了首要挑戰,這樣的挑戰也促成了漫畫館的經營日益趨向觀光發展,並與地方商圈形成競爭關係,使其游移在社區營造與觀光之間。究竟漫畫館是如何轉換社區營造的成果,並與社區博物館的理念結合?而漫畫館又如何透過文化觀光的途徑,嘗試在社區互動與觀光之間取得平衡?本文以文獻回顧、參與觀察和訪談等研究方法,將漫畫館設立與經營的歷程概分為以下三期:一、呈現社區總體營造的精華;二、觀光發展與展示專業化;三、社區營造與文化觀光並進期。藉此個案思考社區營造團隊如何透過打造社區博物館來延續社區總體營造之理念,並深入探討社區博物館與觀光之間的矛盾、競合及其所面臨的挑戰與轉折。
英國「區域文藝復興計畫」是英國自19 世紀以來最重要的國家介入地方博物館的政策。該計畫的目的在為英格蘭地區的地方博物館進行全面的體制改造,並鼓勵觀眾參觀,尤其是弱勢團體的參與。與英國相似的時間點,臺灣亦自2002 年開展地方文化館計畫,雖然臺英在地方博物館的類型與屬性上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兩者計畫中的其中一項共同目標皆是促進社區/群的參與,顯示活絡社區/群參與是地方博物館的重要功能與政策目標,然而博物館如何引進社區/群參與?如何建立博物館與社區/群良好的夥伴關係?則為本研究所關切的問題。本研究從文化政策的角度切入,透過英國區域文藝復興計畫為例,探討英國地方博物館政策的發展脈絡,並針對其社群參與的實踐進行分析。研究方法為深度訪談法,於2011 年7 至9 月期間共訪談英格蘭8 個區域,該計畫計9 位管理階層如館長、執行計畫主管,以討論各區域在實踐計畫過程中,如何著重於發展社群參與以及遭遇的難題,以為臺灣的地方博物館與社區對話運作,提供不同的發展取徑與參考案例。
日本在明治維新快速近代化歷程下,造就許多劃時代的近代產業。如今這些近代化產業遺產象徵國家近代化發展,亦具有地方發展的歷史;遺產價值不僅是國家的重要文化資產,亦是社區共同記憶的載體。不論是文化資產指定或是世界遺產登錄,近代化產業遺產的保全已形成世界的趨勢。日本神奈川縣川崎市於戰前設置「京濱工業地帶」,以日本初次的工業區基礎建設理念下,從輕工業發展至重工業並支援首都圈至全國的整體近代產業發展。如今,川崎市已是百萬人口的大都會,但仍保留了豐富的近代化產業遺產群,從事許多教育、展示活動。本文將探討川崎市如何藉由產官學界的合作,以地方民眾為主體,策劃將遺留於市區內的近代化產業遺產群串聯為一體,於2003 年有了成立「川崎產業博物館」的構想。並分析依此博物館構想所積極進行的保全行動,例如:實際執行「企業、管理單位」對遺產之保全與管理的強化;朝向產業觀光都市發展的基本建設等作為。以及藉由近代化產業遺產作為都市文化資本,進行展示、教育與觀光活動,進而帶動社區共識與地方發展之歷程。最後將對比臺灣日治時期快速近代化下所遺留的近代製糖工廠與糖業鐵道,於尊重歷史保存為前提,該如何判斷並轉化遺產之價值,成為社區凝聚及都市發展的驅動力。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提出結合土地開發、區域發展的跨域加值規劃模式(又稱「全蛋計畫」),而遺址保存區與地方共同發展的「一心三圈全蛋計畫規劃模式」則提出了遺址保存與永續營運的新策略。本文嘗試以十三行博物館為核心的「水岸.社區.博物館」社區總體營造「弓與箭」圖形的空間結構,對照「一心三圈全蛋計畫規劃模式」,以整體規劃之圈域概念回顧規劃理念與發展現況,檢視核心、範圍圈、關聯圈、產業生活圈,並從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向度分別檢視各點、線、面、軸線間的規劃理念、發展歷程與現況,並就博物館與周邊環境的再建構與營運策略,以及永續財務計畫提出3 項新發現與5 項建議。期待再次建構以十三行博物館為核心的八里左岸永續文化新城鄉。
詔安客是臺灣客家族群中最不為人知的一群。目前臺灣的詔安客家人多集中在雲林。因長久生存在福佬族群間,故受到嚴重的排擠與同化,因此詔安客長久隱瞞身份,多數便遺忘了客家身份,流失詔安客語,出現嚴重的「內部認同」問題;加上詔安客語與為數較多的粵系客家使用不同的客語、不同的生活文化,常被主流客家族群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因此詔安客一直有嚴重的「外部認同」問題。詔安客為爭取外部認同與凝聚內部共識,自行政院客家委員會成立之後,便著手爭取設立「詔安客家文物館」。然因規劃過程一波三折,因此便引用生態博物館觀念,將工作主軸轉換到「詔安客家文化生態博物館」之上。理論上,實體博物館是「異質的」、「疏離的」文化場景,但對詔安客而言,反而是「真實的」、「有向心力的」認同象徵;反之,生態博物館在學理上是「真實的」、「實踐的」文化場景,反而成為詔安客難以理解的抽象構圖。由實體博物館轉換至生態博物館之間,便出現許多複雜而矛盾的情結。本文介紹臺灣詔安客的背景與認同問題,並說明籌建詔安客家園區自實體博物館到生態博物館的發展過程。本文主要探討生態博物館的理念在雲林詔安客地區的實踐過程,如何將想像模糊、內容空泛的概念藉由一連串微小但具體的實踐行動來逐步顯像。讓去中心化的詔安客生態博物館成為詔安客的集體拼貼,使其成為集體詮釋詔安客家、實踐詔安客認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