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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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時期，有許多重要的士大夫關注「君子」和「小人」這兩個傳統儒學概念在政治和思想上的含義，一方面是因為政治黨派鬥爭的激烈化，另一方面也受到新的心性學說的影響。歐陽修、范仲淹、王安石、胡瑗及司馬光等重要思想家，均依據儒家經典，試著重新詮釋這兩個概念的意涵。在此思想背景下，本文集中探討司馬光對於君子和小人的看法，試圖釐清兩者在他的思想中的重要性為何。針對這個問題，司馬光所編輯的《太玄集注》是關鍵性的資料。司馬光推崇揚雄的思想，認為他在《太玄經》內區別君子與小人的不同，並列出具體的例子教導士人如何避免成為小人，而是成為君子。對司馬光而言，《太玄經》提供一個適用各種時空處境的行動範式，使讀者思考君子與小人的言行在各式情況下如何導致不同結果。總之，在《太玄集注》中，司馬光想突出《太玄經》的某些價值：幫助士大夫治心、修德、處事應物，同時助人成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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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元代新出的一種總集類型︰收錄個人一生所得贈答酬唱詩文，姑稱為「酬贈總集」。這類總集收錄眾人之作，但選擇標準不在作者（挑選某一作者之某些作品），而在一個共同的特定受贈者。相對於單人詩文的別集，或眾人之作的精選，或數位作者彼此唱和的作品，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編輯理念。本文首先將此一新類型放在唐宋以來總集發展的脈絡中觀察，其次則從當代的文化行為──「詩卷」──探討酬贈總集的出現，最後則以現存的《金蘭集》和《澹游集》為例，觀察詩卷與總集這兩種文化形式的表現。這類總集不算普遍，流傳下來的更少，然其出現實為元人社交活動長期發展的結果，是士人在交遊中形成其身分和社會形象的極致表現，亦可說是當時士人交遊文化的表徵，不當視之為一般唱和集而忽略其產生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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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士人面對傳統政治與教化體系全面土崩瓦解的危機，在傳統求道思維方式的影響下，一些最優秀的讀書人乃致力於探索「宇宙人生暨政治社會最高道理」，以因應從人生到文化的各種問題。繼承中國學術思想特重天地萬物之生化本原的傳統，此種探索發展為一種高度重視人生、國族、文化以及宇宙根本生命力與價值之思想，簡稱為「生元思想」。他們深感挑戰及危機深重，所以傾向於剝盡民族文化的糟粕，只保留最精粹與根本的部分，並以其迎接進化、科學世界觀、物質化、元素、動態、自由、解放、民主、平等、博愛等各種西方思想，以回應現代性的挑戰；或曰回歸中華文化的根本以解放及恢復從個人到民族原有的生命力，重建核心價值，迎向現代文明，以徹底再造中國文化。現實政教社會體系的問題無比深重，解放生命力與再造中華的要求又極為迫切，此「生元思想」因而具有一種高度的反傳統與反既有秩序性質。他們批判乃至反對一切形式化、秩序化、分別化、理則化事物，使其思想帶有一種深刻的非啟蒙，乃至反現代化傾向。此思想既促發了近現代波濤洶湧的變法與革命現象，也同時使中國的現代化過程更為艱難。本文以康有為與譚嗣同為代表，企圖對這種思想做出初步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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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是講閩南語或類閩南語的海商所組成的商人團體，他們長期以來控制清代臺灣對外貿易，貿易圈北及日本，南至暹邏。這群商人不但透過各地代理店或是固定交易行號之間的交易，建構出臺灣與中國沿海港口城市，甚或廣及東亞的貿易網絡，也經由書信、電報往返，形成綿密的情報網，並進一步利用訊息傳遞輔助貿易，影響商品市場價格。本文即透過19 世紀末較為罕見的郊商私文書，重現其訊息傳遞的種類、模式及其變遷，亦即他們如何先專以中式帆船（junk）傳遞書信、貨單、帳簿；輪船興起之後，又如何利用輪船信局運送，之後則轉而使用電報。19 世紀末，正是這群郊商信息傳遞模式變化的過渡時期，既存有鹿港仍以中式帆船傳輸訊息，也有在條約港的郊商採取帆船、輪船及電報三者並用的現象。本文透過多種類型的一手史料，一方面釐清在條約港和非條約港的郊商通訊方式的變化過程及差異；另一方面，檢視訊息傳遞如何影響其貿易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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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闡明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歷史清算工作，從最初的報復行動、批判日治協力者、重新評價日治時期左右翼路線的抗日運動，到保存臺灣語言、文化、史料，確立臺灣文化主體性等等。這些歷史清算工作顯示臺灣社會開始反省日治五十年被殖民經驗，並追求「去殖民」的目標。國民政府統治當局接收臺灣之後，也著手歷史清算工作，鼓勵臺灣社會重建抗日歷史，協助紀念、追思、革命先烈入祀等活動。「反日」、「反殖民」一度成為臺灣社會與統治當局的共同目標，雙方曾經有短暫的交集。但是，國民政府的歷史清算工作是以中國近代歷史記憶為基礎，著重國族主義與黨國體制的建構，要求「去奴化」、「中國化」、「黨化」。官方清算皇民奉公會成員，剝奪其參政權，手段嚴厲，造成社會恐懼。1946 年官民關係愈發對立，使得民間歷史清算工作曇花一現，錯失公共論述形成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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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證據概念與歷史課綱、歷史教學之關係。證據是歷史知識賴以建構的基礎，也是重要的歷史學科概念，而臺灣自1996 年頒布「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九五）：歷史」（「95 暫綱」）以來，「史料證據」便列入其中，是學生必須獲得的四個「核心能力」之一。然初步調查，培養學生證據概念這點，並未出現在一般教師於課堂中引介資料的期待和考慮中，顯示課綱所載和實際教學間存在極大落差。為了解教師在落實資料證據教學上可能面臨的困難，本文以英國1970 年以來證據教學的經驗與瓶頸為對照，凸顯教學者掌握資料和證據之別，以及證據之意義是首要之事。最後，本文也由英美歷史教育學者的反思和討論闡明：教師使用資料、培養學生對證據的認知，必須透過探究模式的教學，始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