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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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對文學史的關注為國際學界所僅見。這不僅是因為傳統對「文」與「史」的重視其來有自，也和目前學科建制、知識管理、甚至文化生產息息相關。尤其當代文學史的編寫與閱讀更與政治氛圍形成微妙對話。本文藉哈佛版《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2017）為例，說明中國「現代」與「文學史」的互動意義，並以海德格的「世界中」概念作為重新理解「文」、「史」的批判性切入點。據此，《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藉以下四個主題，進一步描述「世界中」的中國文學：時空的「互緣共構」；文化的「穿流交錯」；「文」與媒介衍生；文學與地理版圖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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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為人為學宗旨與誓言，在其論著中屢屢提及。陳以「獨立」與「自由」的贊語加諸國學大師、一代詞人王國維（1877-1927）、乾隆時期才女、彈詞作家陳端生（1751-約1796）及晚明名妓、復明志士柳如是（1617-1664）等人身上。論及此三人共同之處，陳端生與柳如是雖出身有別（一為閨秀，一為名妓），但就女性身分界定的特殊限制與可能性而言，卻有相似之處。柳如是與王國維，同為遺民（一為明朝遺民，一為清朝遺民），然二人對失落國度的依戀同樣彰顯了與當世政權的疏離，皆代表著對權力架構以外之文化空間的追求。三者對傳統文化價值都深有體悟且具反抗精神，是以超越新舊對立、文化傳承與激變的矛盾。陳寅恪關注王、陳、柳的詩文，代表融合懷舊與抗爭的想像世界與議論空間。論文第一部分討論陳寅恪哀輓王國維詩文的立論三變─從「殉清」到「殉中國文化」，再進至「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中國文化的精義因之界定為「獨立」與「自由」，此信念是陳在1949年後面對文化危機、飽受凌逼之際選擇性別視野的原動力；論文第二部分探究陳的性別書寫，陳沿襲比興寄託的傳統，運用性別角色與性別界限，描摹世變中人的政治取向與道德抉擇。更重要的是，他研究挑戰傳統、質疑三綱五常、代表「獨立」與「自由」之女子。陳寅恪的懷舊，除肯定文化的薪火相傳外，同時又重新定義「文化」。懷舊的對象既是被傳統壓抑、誤解的人物，表明所懷者是她們所體現的抗爭精神。正是基於這種懷舊，自主意識與權力架構的抗衡適得以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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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謳雖以粵方言寫成，產生和流通於粵方言區域，但到了近現代時期這種地方性的、舊風格的文類，經由晚清文人的改造，變成了用以書寫時事，參與啟蒙與新民的重要文類。本文討論的是廖恩燾於1903-1905年間在南美洲古巴所寫、後經逃亡在外的梁啟超斟選發表於《新小說》上的22首新粵謳。這些粵謳可稱為時政謳、啟蒙謳，其主旨鮮明，宣傳目標與《新小說》的大方向同步同調。這些新粵謳在文體風格上一改原粵謳的婉約柔弱之風格而鍛造了一種剛健、辛辣、豪邁的風格，在內容上則大大擴寬了其書寫的主題，從原本的書寫風月情事轉而變成書寫時代風雲，使這種文體擔負起啟蒙民眾、新民新國的重任。這種新粵謳是為詩界革命的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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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1909-1923）是以革命為主調，詩學為主體，社員超過千人以上的近代社團，現今可見詩話超過百部以上，但探究者甚微。本文以胡懷琛《海天詩話》與田桐《扶桑詩 話》兩部詩話為主體，突顯南社在近代詩學研究的價值。除就作者生平、寫作背景、詩話版本傳播與刊刻情況進行爬梳，也對他們如何引介、品賞譯詩，以及收錄日人漢詩等現象加以論述。透過文本細讀和相關資料的比對，得見近代詩話與傳統詩話的差別、新創，以及局限性。此外，日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漢詩寫作傳統甚長，但明治維新西化成功的經驗，反而使近代中國赴日取法者增加；舊體詩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被新文學運動者揚棄，卻在近代詩話中重獲新生。而幕末明治的日本漢詩，受到中國近代詩話作者的注意與肯定，不僅療癒沉寂一時的日本漢詩家，也因為通過「合於吾詩範圍」的評論標準，會通中日間的文化意蘊與抒情共感，得見舊體詩在域外的並蒂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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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園吟唱集》、《星洲古堡紀遊詩》及《南風詞集》是三部在1960年代初由南洋 大學中文系師生創作的舊體詩詞集。第一部的出版是為慶祝該校1960年第一屆的畢業典禮，當時中文系邀請了本地眾多詩人參與雅集，而後兩部則是詩選課學生的習作。本文首先回顧南洋大學創校初期的政治風波，繼而剖析三部詩詞集在新加坡舊體詩壇的重要性。作者指出參與創作的學生似乎不受校園政治的影響，陶醉於校園的美麗風光與傳統詩藝之中。而因政治原因離開中國遠赴南洋的中文系教授，則在作品中採用遺民口吻表達其家國之思。其中劉太希在傳授古典詩藝予年輕一代的過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其指導下，學生不但掌握了舊體詩的創作方法，而且也有機會參與本地詩社的唱和，延續了本地詩壇的血脈。文章最後指出，新加坡舊體詩曾有輝煌的歷史，但隨著華文教育的低落，舊體詩的創作也逐漸式微，其衰敗與南洋大學的關閉同樣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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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詞作為傳統詩歌體裁，在晚清相當盛行，而其時大量出現的外國竹枝詞，則提供了觀看異文化與近代世界的視角。本文以南社詩人郁曼陀留日期間所作〈東京竹枝詞〉為對象，〈東京竹枝詞〉在生產傳播過程、風格語彙、語言嘗試上，可視為一次晚清詩歌與明治漢詩的交會。本文首先探討郁曼陀與日本漢詩壇的關係，進而梳理〈東京竹枝詞〉由日本回到中國的傳播途徑與文本刪改軌跡，接著論析〈東京竹枝詞〉所折射出的明治漢詩詩學脈絡，以及中國詩人遭遇明治日本後，如何嘗試以竹枝詞體擴張中國詩歌語言的邊界，在古典與現代之間形塑自身的異文化體驗。最後在結論指出：郁曼陀〈東京竹枝詞〉反映了近代竹枝詞中視覺經驗的強化與語彙結構的改變，與明治東京的城市文化相呼應。日本漢詩中的風俗詩（艷體竹枝）系譜與江戶／東京的都市氛圍，體現在〈東京竹枝詞〉的風格語彙與感覺結構中，使得〈東京竹枝詞〉成為能同時觀照晚清竹枝詞語言脈絡與日本江戶以來竹枝詞傳統的文學裝置，折射出多向度的文學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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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40年代，徐佛蘇《國難歌史及詩史》和姚伯麟《抗戰詩史》相繼出版，二書同屬以「詩史」為名的長編舊體詩集。兩部作品在古典形式以外，都雜揉了鮮明的現代特徵。對於古典詩歌形式所遭逢的時代挑戰，徐、姚皆視格律為舊體詩（格律詩）創作的基本要件，以此劃分與「新詩」（自由詩）的差異。徐佛蘇更以恪守嚴格為寫作方針，但二者的出版形式和傳播模式，卻已大量藉助報刊和新式出版的力量。對於詩歌創作的自我定位言，二人都有不崇古、不薄今的信念，甚至有超邁杜甫、白居易等前賢的時代自信。二部作品在最後出版時皆以「詩史」為題，在國難情境下，上揆傳統古典詩學的「觀風」與「諷諭」等傳統，展現積極涉入世變的詩學姿態。就「詩史」這一詩學理念的實踐與展演上，此二部作品在敘事與抒情二端間，更加側重書寫之「歷史性」與「敘事性」，但二部作品對於詩歌敘事功能自身的侷限，不約而同選擇「著者自注」的形式，通過補注、序跋等其他形式補強自身的敘事功能，冀以達致「詩史」以詩補史之闕的理論訴求。二十世紀舊體詩所展現的現代脈絡是重層而多線並進的，此二部作品作為被忽視的個案，正呈現舊體詩歷經「詩國革命」的挑戰後，對自身書寫傳統的調整與變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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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處理南來文人蕭遙天（1913-1990）與馬華文學史的關係。馬華文學跟中國文學的關係千絲萬縷，馬華文學的開頭是外來者的文學史。換而言之，沒有中國文學，就沒有馬華文學。這兩者的關係是流動的，並不完全對立。蕭遙天於1949年離開中國到了香港。1953年再次借道香港南下。他的個案讓我們看到同為英殖民地的香港跟馬來亞之間的文學因緣，有助於我們重新思考1950年代以後「南來文人」意涵的轉變，南來文人身份如何跟馬來亞產生對話與頡頏。同時，他也為我們展現了文人兼學者的思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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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台灣長篇小說發展備受關注。前有論者提出「新歷史」長篇與「後遺民」長篇的書寫現象，是為上個世紀「後殖民」與「後現代」認同競逐的延續；本文指出，蔣曉雲「民國素人誌」的出現，是在「殖民」與「遺民」之外，另一種「移民」角度的「新歷史」書寫。「民國素人誌」由《百年好合》（2011）、《紅柳娃》（2013）與《四季紅》（2016）三卷組成，是取材出生於1912~1949年間的「民國人」故事。本文認為，小說不僅為強調台灣歷史的長篇書寫帶來不同的「民國史觀」，蔣曉雲自身作為眷村之外的外省人經驗，也使小說迥異於其他「外省第二代」作家的「後遺民」書寫。本文分由「上海民國人」、「民國移民與昭和遺民」以及「民國人與共和國」三方面討論，藉此拓展台灣長篇小說研究的新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