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根據Glaser(1982)的〈教學心理學:過去、現在和未來〉這篇論文,說明過去哲學中的學習理論如何演變為後來的「教學心理學」(instructional psychology),終於使得心理學理論能與實際的教育情境相連結。其次是根據Glaser(1990)的〈從教學研究裡學習理論的再出現〉這篇文章,陳述三類重要的教學方案,並預期將來可能由這些教學方案的教學實驗中產生不同的學習理論。最後,本文作者整合上述Glaser的看法,強調:學習理論與教學心理學研究二者之間,以及教育哲學的理念、教育的實際活動與心理學的實徵研究之間,都必須彼此互動、溝通、調整,各方面都才會進步,對實際教育才有幫助。
教育部以「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精神,於87年9 月30日公布「國民教育階段九年一貫課程總綱綱要」,實踐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基本能力,拋掉背不動的書包與學習繁雜的知識教材」的教育改革主旨。然而,該項綱要一經公布,立刻為教育界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來自各方的質疑與反對聲音未曾間斷,甚至出現了各種抗拒的反應。本文的主旨即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例,分析抗拒課程改革的原因,並且試圖為其提出因應的對策,希望能從史實分析、學理論述,及經驗實徵等方面提供大家思考與討論的參考。全文分為五部分,壹、前言,說明本文寫作的背景及大要。貳、則舉過去美國與台灣所進行的課程改革經驗,說明其未臻成功的情形,以為殷鑑。參、就九年一貫課程改革的發展狀況,逐一分析抗拒課程改革的可能原因:一、改革幅度太大;二、未有明顯可期的效益;三、教學文化與改革的互斥性;四、配套的措施難臻完善。肆、則自提高對改革的接受程度,以及發揮智慧面對抗拒等作法,以便籌謀因應對策減少抗拒。伍、結論,指出改革沒有捷徑,惟有識別抗拒之所在,然後試著尋求減少抗拒的途徑;勇往直前做下去就是最佳策略。
管理學大師杜拉克( P . F. Drucker) 曾明確指出知識在社會演進的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而且知識在創造社會財富的角色上,經歷了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與生產革命(productivity revolution)兩個階段,目前正進入第三個階段,並且日趨仰賴新知識的發展與應用。另一位管理學者梭羅(Lester C. Thurow)亦宣稱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知識已經取代了先前經濟體系中土地與能源的地位。第五項修練作者聖吉(Peter Senge)亦指出,未來競爭優勢的唯一來源是組織所據有的知識,以及組織能夠較其競爭對手擁有更快速學習的能力。當知識愈發顯示其重要性時,透過有效管理知識的儲存與運用,存在著一種創造競爭優勢的機會。學校是傳遞知識的主要場所,但長期以來,學校教育似乎總是落後於社會,如何促使學校教育進行必要的革新,將是決定這種差距是否擴大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皆在探討知識管理及其在學校教育革新上之啟示。
本研究主要以英美國家當前的教育改革經驗為焦點,首先探討其左派與右派的政治意識型態,繼而分析兩者教育政策的爭議關鍵所在,再者探索企圖跳脫左右對立的中間路線的教育政策;最後結論提出:無論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保守主義、第三途徑等等,它們的教育政策都有其立場,都有其洞見與限制,也各有其多重策略聯盟的可能性。無論是決策者或社會大眾,對於各種教育政策的正當性,都必須再三反省思考。我國向來缺乏左右對峙的傳統,特別是缺乏左派能不斷以社會公平與正義的規準來對執政者提出諍言,新政府的教育政策更要留心以自由、效率和經濟掛帥的迷思。
自90年代開始,香港和中國大陸的學校教育系統已經歷過一浪接一浪的教育改革,而兩地的學校和教師則需要不斷地迎接改革的挑戰。繁多的改革措施不只要求教師改變其習以為常的教學範式,更驅策他們扮演改革者的角色,參與甚至領導校內改革的非教學工作。本文從教育改革的角度探討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教師專業發展問題。討論將集中於情境因素對兩地的教師工作和教師專業發展方向的影響。討論範園將包括在社會、社區、學校系統、學校及課室中呈現的情境因素,及這些因素如何影響教師的工作和教師發展。本文亦將探討影響教師專業自主性的主導意識及權力形態,並指出,當專業權威呈弱勢甚或不存在時,有關的改革措施將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施加予教師身上。無論社會的情境如何轉變,教師的專業發展及教師教育的方向將不斷受制於行政指令及官僚體系。在這情況下,教師專業的保守性將會是在充滿憂慮及低沉的士氣中不斷作自我延續。教師的專業發展只會被視為一種狹隘的知識增長及技能上的改進。檢視兩地的情況,教育改革乃建基於一種「不足的教學模式」,即只肯定教師的知識、技能及素質上的不足,卻沒有讓他們在專業上獲得真正的發展。
霸權為統治權力的一種表現形式,國家為達成其統治的目的,在壓迫性力量之外,也進行意識型態的灌輸。在各種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中,學校的功能最為明顯。國家可以規劃課程教學,使統治意識型態獲得合法化並得以複製。因此,學校課程教學便成為一種政治社會化工具。歷來我國政府大都運用語文及社會學科進行政治社會化,近年來由於本土化意識興起,「認識台灣」成為新興的政治社會化課程。本文即以「認識台灣」課程為例,探討國家霸權和政治社會化的關係。經由本文之分析,「認識台灣」具有三種霸權性格:作為政治社會化工具、為霸權意識型態之產物、建構新霸權文化。本文並在結論中提出四項建議,供未來改進「認識台灣」課程與教學之參考。
民國86年間《認識台灣》教科書引發國家認同意識型態爭議,當時《社會篇》雖未如《歷史篇》般廣受關切,然其中卻更明顯反映統治階級台灣化後建構台灣認同的意圖。本文嘗試突破「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的單層面分析架構,而以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觀點解析《社會篇》中在族群認同、文化認同、制度認同論述的實質內涵。《社會篇》中的國家認同論述傾向於「自由民族主義」的特徵。它以自由主義式的「四大族群」、「多元文化」論述來建構「台灣人」認同,並以「台灣魂」、「悲情歷史」等民族主義式的文化認同論述予以強化。制度認同方面強調民主法治、經濟自由、多元社會等自由主義式的論述,但也以此建構台灣人認同。教科書中部分民族主義式的國家認同論述似已在今日急速全球化趨勢中逐漸式微。
台灣是一個的多語言多文化的社會,但因近五十年代特殊的政治影響,致使原住民的語言逐漸凋零。本文從多元文化及語言規劃的觀點論原住民語言教育的實施途徑。首先從多元文化的觀點討論語言的功能及語言的規劃;其次探討多元文化的語言教育;再次探究原住民語言教育的演進、現況及迷思;最後提出台灣原住民語言教育的可行方向。
傅柯主張人應當是倫理的主體,透過「自我的技藝」,如同藝術創作般塑造自己的生命,亦即傅柯認為人不應被動地受社會既定的倫理準則所規定,而應自主地設計、創造自己的生命型態。同樣的,儒家的孟子亦認為倫理實踐不是接受外加的規範,而是不斷地鍛鍊與擴充內在的道德情意,使自己的生命成為「道德的」。傅柯和孟子同樣主張倫理應是一種自我修養,然而孟子強調自我修養應朝向道德人格的培養;傅柯則主張應把生命型態的設定交付個人主觀決定,而未必是道德的型態,這是二者的根本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