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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之特徵及其詩學要義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成果豐碩，其中不僅蘊含著豐富的人間佛教思想，同時還包含著大量詩學思想。星雲大師人間佛教書寫之主要特徵可概括為三方面，即書寫即生命，書寫即修行，書寫即弘法。從人間佛教書寫之特徵角度觀之，星雲大師之詩學思想之內蘊具有獨特個性和價值，其中要義包括：以「為人服務」為文學意義，以「給人歡喜」為文學功能，以「表情達意」為文學評價標準，以「給人明白」為文學創作原則等若干方面。星雲大師詩學思想的內在精神根植於其人間佛教思想基礎之上，從創作原則到評價標準都深受人間佛教思想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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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空為有，以眾為我－析論星雲大師的般若觀及其在人間生活禪之應用

本文探討星雲大師般若觀的理論與應用，他的般若觀主要依據《金剛經》與《六祖壇經》，這兩部經典闡述的般若智慧與六度思想不僅影響禪宗，也是人間生活禪的理論依據。星雲大師注重修行者應秉持般若要義在生活中深刻體察，安住身心，進而修得無住之心，同時進一步將「般若」解釋為「以空為有」、「以眾為我」，以此作為禪修要領。星雲大師的詮釋側重般若「有」的層面，既改善傳統佛教的發展弊病，也擴大禪學的應用範疇，使禪成為提昇生活品質與解決問題之方法，更是建設人間淨土之方針。整體而言，星雲大師的般若觀開顯人間佛教「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之宗旨，也突顯人間生活禪融貫般若智與菩提心之宗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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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辨義－兼論太虛與印順佛教「理性化」思想徑路之同異

「人間佛教」作為專有名詞，係近代佛教改革先行者太虛於1930年代提出，通過對文獻的爬梳，可見太虛著作中「人生佛教」與「人間佛教」並用，就太虛本人而言，雖更傾向於使用其早年提出的「人生佛教」一詞，但其含義與「人間佛教」無本質區別，皆旨在使佛教與現代文明相互調適，針對傳統佛教的鬼神信仰進行「祛魅」，使其轉向為關注現世問題並肩負起濟世利生的責任。太虛逝世後，其後學印順的佛學思想，追求思辨的精密與嚴謹，更為強調理性。雖然，太虛與印順對於佛學的看法頗有不同，在思想取向上前者重「諸宗圓融」，後者重「正本清源」，但最終的旨趣則殊途同歸，皆以立足於現世人間的「菩薩行」為鵠的。太虛佛學思想的理性化，主要針對社會人生問題的「價值理性」，而印順在這一問題上，則又體現在方法論上的工具理性、以及認識論上的歷史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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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之在地化實踐－論新加坡漢傳佛教的「知識化」與「組織化」

自20世紀40年代以來，新加坡漢傳佛教僧俗四眾的傳教方向，主要是鎖定於將大乘佛教上修下化之精神，積極融入現實的多元移民社會，包括扶危救苦、推動佛教與世俗教育，以及傳播佛教文化與華族傳統。因此，這種現象和趨勢可以歸納為「大乘佛教教義」＋「慈善教育文化」的雙贏模式。這些高僧大德，主要是來自中國閩南漳州和泉州的轉道老和尚、慈航法師、李俊承居士、宏船法師、廣洽法師和常凱法師。換言之，40至80年代的新加坡漢傳佛教領袖，不只是強調佛教修行的終極目標為寄望於來生來世的佛國淨土，也主張必須在現實社會中建立起屬於今生今世的人間淨土，這正是當代北傳佛教領袖太虛大師、印順法師和星雲大師先後積極提倡的「人間佛教」之實踐雛形。目前，雖然新加坡漢傳佛教界未必旗幟鮮明地高舉著「人間佛教」的口號，卻是積極地從社會慈善、教育與文化三個環節著手，以期自利利他，在新加坡實現人間淨土。換言之，「人間佛教」所主張的「出世不離入世，入世以求出世」之理論思想，正在新加坡佛教界演化為一種實實在在的具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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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之必要－社會對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評議

星雲大師提倡人間佛教已為漢傳佛教之顯學，然而社會群眾對佛光山仍存在許多不同的認識與評議。論文探析星雲大師弘法時遇到的困難與教內外人士未能接受的原因，認為關鍵在於彼此對佛教精神與理念不完全相同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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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的毀滅與重生（上）：國家政權的清洗與改造

本文是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毀滅與重生的上篇，副題是「國家政權的清洗與改造」。中國近年推出的南進國策，中國學界遂有觀點認為，雲南傣族上座部佛教因而可展開對東南亞國家的佛教公共外交，並提出對雲南上座部作為「大國佛教」的「戰略意義」之論述。本文以這立論為問題意識並作出商榷。本文上篇「國家政權的清洗與改造」分四節。一，扼要說明在中國對東南亞的南進國策下，中國學界就雲南上座部佛教的「戰略意義」的論述，乃至當局近期的具體舉措。二，探討政權自上而下所推動，當代雲南1950－1970年代政治意識形態整肅運動和1980－2010年代少數民族旅遊經濟發展的情況下，為傣族上座部所帶來兩輪性質不同的衝擊，乃至所形成的生存處境。三，剖析雲南省西雙版納自治州上座部佛教僧團的基本現況。四，剖析雲南德宏傣族自治州上座部佛教的基本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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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葦渡江」到「一葦渡海」－菩提達摩新神化形象探研

傳統佛教史料中的達摩渡海傳說是早期達摩神化形象演變脈絡中的一環，但其中始終沒有形成「一葦渡海」的故事。「一葦」的情節首先出現在很早便已豐滿的達摩渡江傳說中。現當代，「一葦」的形象已被比附於達摩「渡海」的形象上，由此創造出很多相關藝術作品。對達摩這一新神化形象演化過程的詳細討論，展現了傳說人物故事在不同歷史時期中的在創造能力，同時又可揭示載體（文本、圖畫、多媒體等）差異對故事和傳說人物所能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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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校錄

敦煌研究院藏佚本《維摩詰經注》寫卷為北魏寫本，現存九紙，正背面皆有文字，為同一人書寫。該件寫卷正面以大字書寫標目，標目皆源自《維摩詰經》鳩摩羅什譯本經文，以小字書寫注文。從內容上看，造注者與羅什本人有著密切的關係，極有可能是鳩摩羅什入室弟子。寫卷背面亦是《維摩詰經》注解，皆作小字，為抄者對寫卷正面內容所作的補充，宜定名作「維摩詰經補注」。該件寫卷正背面可視作一個整體，作為《維摩詰經》早期注本，對於研究羅什及其弟子思想有著極為寶貴的價值。湯一介先生曾於幾十年前見過該件寫卷，認為是十分重要的文獻，希望早日發表。本文將首次發表該件寫本正背面全部錄文，以原行次錄出，並加以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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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lokiteśvara Is the Buddha-to-Be: Intertextual Analyses Between Three Mahāyāna Texts and the Northern Āgamas

Following the author's earlier 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Avalokiteśvara (A.), the current work provides more evidence to corroborate the conclusion that A. is a composite character representing the entire bodhisattva aspect of the Śākyamuni Buddha, and he became dissociated from the Buddha-to-be due to the Amitābha cult. Through intertextual analyses between three major A.-related texts and the northern Āgama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A. in the Heart Sutra refers to the Buddha-to-be; A.'s powers in the Universal Door of Avalokiteśvara Bodhisattva are based on those of the Buddha and his bodhisattva aspect; and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Chapter II of the Karuṇāpuṇḍarīka Sūtra is adapted from an Āgama text, which represents a clear metamorphosis of A.'s identity.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the Buddha-to-be, A., and the Horse King are the same character in the narratives of the early Buddhist texts (EBTs) and the early Mahāyāna texts. It also shows that the Ekottara-Āgama is a launching pad for the devotionalism toward Sumedha, the iconographical prototype of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