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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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處理與明代宮廷膳食制度有關的幾個面向，包括皇帝用膳時的情況、御膳的菜色、備辦宮膳的機構、宮中的飯食人數，以及膳食花費的金額。 明朝初年，皇帝飲食較為節檢，御膳菜色種類較少；到中葉以後，御膳內容較為豐富，牛肉、牛乳、糖製點心亦有所增加，且主食由米食逐漸轉為麵食（即北方化），這是明代御膳內容的主要變化。 在備辦宮膳的體制上，其所涉及的機構有文官體系的光祿寺、太監衙門中的尚膳監與宮女系統的尚食局。按照慣例，負責製辦皇帝飲食的是尚膳監，但在萬曆年間出現了由皇帝身邊有權勢的太監輪流辦膳的情況。這一既存體制之外的辦膳小組，可以針對皇帝特殊的偏好額外製辦，而制式的御膳則成為頒賞的恩賜品。 明代宮膳體系為了辦理宮中膳食，編制了人數眾多的廚役，明初曾高達九千四百多人，後來漸漸刪減，至明代後期也有三千四百名。這些廚役除數百人支援尚膳監製辦御膳之外，其餘則負責造辦合計約一萬多名的宮女、宦官與辦公人員的飯食。 經費支出方面，萬曆三十九年(1611)的一筆數字，是月支白銀一萬二千多兩：崇禎皇帝較為節省，每月花九千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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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限制這一議題在中國近代政治思想上相互爭鋒的兩大戰線，一在個人與禮教孰重，一在禮與法孰重。梁啟超在清朝末年的諸多看法，恰能具體顯現上述歷史現象的早期階段及其中的問題性。本文因此根據他在這段時間的著作，說明他如何在論述自由與限制的脈絡中，從強調自由轉至強調法治，從以權利為權力轉至溯權利思想之淵源至良知，並且同步解消「禮」和提升「法」在中國社會中應有的地位。 梁啟超在這些轉變的過程中，把西方自由民主理論之中自治是為政治和法律上的自我治理，轉成為自治是為個人倫理上的自我控制，並因此重蹈中國傳統讀書人在面對政治問題上的困境。同時，梁氏在貶抑禮而頌揚法的過程中，由於未能賦與法治足夠獨立於（遑論監督）政治勢力的個性，無意之間反而助長近代中國政治勢力和政治議題在文化思想上的壓倒性地位。他經由天演論述將「禮」歸之於過去、以「法」為今日所必須的作法，更加速了近代中國反傳統運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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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以事業補助為中心，探討大正至昭和的戰前期(1912~1937)臺灣總督府的「南支南洋政策」。藉由對總督府「南支南洋施設費」的分析，討論占設施費預算四成的企業補助費，在日治時期臺灣對外關係中的成效及意義。 本文指出：第一總督府「南支南洋」地理概念的變動，反映出總督府對外關心對象之差異；第二，「南支」與「南洋」政策的基本構想不同。前者對象是在華南的臺灣人，實權掌握在警務局，乃是臺灣島內警察統治的延長；後者主要是對日本人企業進行補助，總督府可發揮的空間不大。但在日本國內財經界忽視南洋之時，此一政策在日本南進的歷程上仍具重要意義；第三，在補助措施下，大批臺灣人被送至北婆羅洲的久原農場當苦力。此看似單純的勞力移動背後，其實藏有褊狹的日本人心態；第四，總督府補助措施很難達到預期成效，從經貿關係言，實與臺灣未能工業化有關。 不過，日本企業在南洋經貿中遇到「抵制日貨」問題。總督府則從華南經驗中領悟到「臺灣籍民」的用處，乃改變對臺灣人的管理辦法，從消極的對待轉為積極的利用。總督府重新檢討「南洋」政策，利用臺灣人作為「華僑對策」，遂使出發點歧異的「南支」與「南洋」政策，在充分利用臺灣人的構想之下，趨向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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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的「華北自治運動」，是一連串「華北危機」的最後一環。自一九三三年起，日軍就企圖透過各種壓力，以削弱國民政府在華北的統治基礎，進而促發中國在地軍閥的分治運動。一九三五年夏間，「河北事件」與「張北事件」已達到「驅逐南京勢力」的目的；「華北自治運動」是其後續工作，目的在策動華北軍閥起而建構親日政權。 本文嘗試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等新史料，從中國方面的決策及內變的角度，循著「外交／內政」、「中央／地方」、「派系／人事」等多條主線，以更完整的重建「華北自治運動」的實況。本文結論強調： 一、「自治運動」係一九三五年「華北危機」的一環，其脈絡需自該年夏間「河北事件」、「張北事件」尋起； 二、「自治運動」反映了一九三○年代中日關係的特殊性。日本屢與中國內部的地方主義結合，是中國各地分離運動背後的重要推手； 三、「自治運動」的複雜，不僅在於日方的幕後操控，更在於中國內部的派系糾葛； 四、當時的華北軍人，可視為是一單獨的「第三方」，既非日本帝國主義傀儡，也不完全唯南京之命是從。他們雖使中國中央政府感到棘手，也令日本少壯軍人十分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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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四一年七月中華民國政府與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後，中德雙方源自三○年代起建立的密切政治與外交關係再也未能恢復。一九五○年代初期，格於冷戰時期國際情勢，新成立的聯邦德國（西德）囿於「一個德國」政策，力圖避免在臺海兩岸主權爭議問題上明確選邊，因此西德與臺灣的關係僅侷限於經貿、文化交流，很難在政治接觸上開闢新的對話管道。 不過，自六○年代初期起，在缺乏外交關係的現實下，德臺雙方透過情報合作、派遣軍事顧問與代訓軍官等模式建立起非正式的政府間接觸。直至一九七二年西德承認北京政權並決定停止德臺軍事交流為止，藉由軍事交流與情報合作的模式，德臺雙方突破政治障礙，在傳統外交管道外，開闢新的政治運作空間，不僅維持著戰後兩國間政府層級的聯繫，更為冷戰國際情勢下的德臺雙邊關係賦予特別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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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說明為何中國佛教徒相信龍樹是《大智度論》的作者。本文反對過去從印度佛教的立場對此論作者所做的解釋，並提出一個新的觀點。即是《大智度論》文本經過僧叡的編修，反映的是第五世紀初中國佛教的思想處境。作者問題其實是個歷史問題而不是作者身份問題。本文分別從對鳩摩羅什、僧叡、翻譯的過程進行調查，並比較若干佛教專有術語與文本差異在《放光》、《光讚》與《大品經》中的不同，以及它們在《大智度論》中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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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馬樓戶籍簡中人口的性別結構和年齡結構均呈現出失衡狀態。十四歲以下人口中的男性數量大大超過女性，主要是百姓不堪忍受沈重的賦稅徭役而棄嬰（尤其是女嬰）的結果。勞動力人口中女性比例過高，是因為青壯年男性是戰爭和賦稅、徭役的主要承擔者，很多人因而過早死亡，也有不少人為逃避苛政而逃亡。大量殘疾患者的存在，則是自然因素與社會因素雙重作用的結果，社會因素除了其本身所造成的眾多殘疾者外，在很大程度上也加重了自然因素的致殘作用。男性之所以在殘疾人中占絕對多數，恐怕主要還是由社會原因造成的。此外，根據吳簡的統計，戶平均四點八○人，與傳世文獻中經常提到的「五口之家」相符；吳簡中的里，其規模多在二十至五十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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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跨文化情境中經典詮釋的「脈絡性轉換」之相關問題，全文共分四節。第二節先以儒家經典中之若干概念為例，說明概念之形成及其文化土壤，指出經典中的諸多概念都乘載著其所從出的文化特色，從而也受到孕育概念的文化背景的制約。第三節區分在跨文化的思想傳播過程中，異域思想家所從事的「脈絡性轉換」工作的兩種類型及其涵義。第四節接著探討在跨文化的「脈絡性轉換」中所出現的經典詮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