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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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於分析錢賓四史學中的「國史」觀。全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全文目標及結構，第二節探討這種「國史」觀的內涵及其歷史背景：第三節進一步析論錢賓四「國史」觀中的史學方法論及其所刻畫的中國歷史的特殊性，並與同時代學者徐復觀(1902~1982)互作比較；本文第四節討論錢賓四史學在二十世紀中國史學史上的意義，並取之而與同時代的傳斯年（孟真，1896~1950）對比。第五節則綜合全文論點，提出結論性的看法。 本文認為，錢穆畢生以「國史」作「民族之史詩」，使全體中國人從共享民族之歷史記憶中奮起，為國族之未來而奮鬥。錢賓四的「國史」觀，既為民族主義所滲透，更以民族主義為其基礎。錢穆特別強調研讀「國史」者「對本國歷史的溫情與敬意」，所以，這種「國史」觀實以「主客交融」為其方法論特徵，其歷史寫作特別突顯中國歷史經驗之特殊性，在與西方歷史對照之下，區隔「我族」與「他族」之界線，強化「我族」之文化認同。 從中國史學史立場言，錢賓四史學可視為中國傳統史學矩矱在二十世紀中國之延續與發皇，既與以傳斯年為代表的「史料學派」互異，也與馬克思派的「史觀學派」不同，在當代國史學史中別樹一幟，反對以中國史之「殊相」作為世界史「共相」之註腳，從而挺立中國史之自主性，為二十世紀苦難的中國人指引未來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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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做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暸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然而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理學之於錢先生，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理學的道理，是錢先生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錢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頗為相異。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衝突，錢先生一生致力於發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與意義，以為民族文化保留其可大可久的生命。宋人闢佛而爭道統，錢先生則轉而以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為道統。宋人一心要完成代表最高道理的宇宙與心性論的體系，錢先生則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重新說明理學的各個層面，並進而分析其得失。這都是錢先生不囿於理學傳統的地方。 錢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從明末之後，本來便應走向一個新的道路。由理學而史學，是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發展。上接此傳統，下承時代的挑戰，錢先生之學所重在於認識歷史文化的傳統，而非抽象的宇宙人生之根本義理。然而他並非不講義理，只是承續浙東之學的「不離事而言理」，刻就具體的歷史文化中發掘事理與意義，因此對學者有極深的感發。錢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及其民族與文化精神說，均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錢先生的學問，從為人之學始，深入中國學術的千門萬戶，且旁治佛學與西學，其內容早非理學所限。然而錢先生之學終究歸本於為人之學，自孔子以至於宋明儒，源遠流長，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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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為主，評述錢穆研究清代學術史的成果。錢氏寫作之前，已見梁啓超所撰同書名之作。比較兩書，可見兩人思想與學術之異同。大致而言，論清初學者，錢梁略同；論清中葉學者，錢惡樸學之鄙宋攻朱，頗多譏評，而梁則認為乾嘉考據，甚具實證主義精神而好之。至於晚清，經今文興，梁隨康有為之後，為此－運動的推動者和宣揚者，自道有啓蒙之功。然錢穆一本尊崇宋儒之心，以及信仰朱子之執著，痛詆今文改制說之荒謬，甚不恥康之剽竊與武斷，視之為清學覆亡的罪魁禍首。於此可見，錢著與梁著立異之處，要在意識型態的不同，尚可見漢宋門戶之見的遺影，並未能在思想史方法上，有所突破。他仍採傳統的學案體，故未能將各種議題展開來討論，學術思想從一時代到另一時代轉進的過程，因而難詳，更難能顯示時代的深層動力，也不足以細究學術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對時代的實際影響。一部以現代思想史方法書寫的清代學術思想史，猶有待於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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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經歷了多次重大變遷。這些變遷的結果是，中國史家不斷分化組合，以意識型態和治史風格為分野，形成了不同的派別。大致說來，在二十世紀上半期，至少存在三大派別：科學史學派、傳統史學派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派。如果依治史的方法來看，又可分「史料」與「史觀」兩派。由於各種條件的變化，這些流派之間又不斷交叉融合、相互影響。本文以錢穆早期史學為例，探究錢穆與科學史學家，即「史料學派」之間的關係。作者指出，錢穆的早期學術生涯，受到科學史學家的影響，以「考史」成名。但由於抗戰的關係，則使他逐漸與科學史學分道揚鑣，改以「著史」為業，宣揚中華文化的傳統價值，使他以後成為一代「國史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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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結合相關資料與古今研究，解析司馬遷〈報任少卿書〉的內容與作意，以闡明「司馬遷之心」。研究過程必然涉及任安來書的時間與目的、史公〈報書〉的寫作年月與真意、司馬遷行年、漢代官制，以及漢武帝晚年的政情等基本問題的考訂，最後歸結於破解〈報書〉開頭「太史公牛馬走」六字。本文首創「司馬遷之心」一詞，以有別於「司馬昭之心」。「司馬遷之心」者，就是自乞宮刑，隱忍苟活，完成《史記》，以雪恥揚親，並對自己、對父親、對歷史文化做出交代。這個意思可從「太史公牛馬走」六字的正確解讀上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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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在探究明代養老制度中賜予老人冠帶（即所謂的「壽官」）的問題。全文分為三個部份，首先介紹整個制度的發展，其次談及「壽官」的遴選過程及其弊端，最後討論「壽官」制度與社會勢力的互動情況，於結論的地方並稍為提及清代「壽官」制度的情況。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以後出現的這種「壽官」，是逢恩詔頒下時才賜予的一個頭銜，在整個明朝僅僅頒給十九次，因此對當時人來說格外珍貴。「壽官」是經由地方推舉的方式產生的，其頒給乃由地方，不由中央，因此當中存在著地方官與當地人士（如士大夫、商人及宗族組織等）之間的權力運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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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允彝(1596~1645)與夏完淳(1631~1647)父子，是明末清初抗清運動中的兩位死難者。他們雖然出身平凡、仕宦不顯，而且也不是最「艱苦卓絕」、最「慘烈」的個案，但他們的故事，卻在其死難後的三百多年中，逐步從眾多忠烈故事裡脫穎而出。筆者認為，這與夏氏父子的同鄉後輩運用松江地區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條件，來營造對夏氏父子的鄉賢崇拜有關。而夏氏父子相關文獻的彙集、刊刻與流傳，一方面使他們逐步從「鄉賢」轉化為「國殤」，另一方面也使他們的故事，有了可資依傍的基調。到了晚清，由於「少年」、「青年」族群的興起，夏氏父子的歷史地位產生明顯的消長。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夏完淳的「年少殉國」，被突顯為一項無與倫比的卓越特質，而他也因此而成為清末民國時期重要的青年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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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曾使國府陷入「和則政府必推倒於內，戰則必推倒於外」的兩難局面。延至翌年「一•二八」之役，前後四個多月間，決策過程的遲迴卻顧，形成了近代對日關係史上，最受批評的課題之一。本文就此提出個人看法，認為此一時期國府外交政策，實際處於某種青黃不接的「空窗」階段；表現而外，就是不穩定的「嘗試－錯誤」特徵。詳究其因，主要來自政治體系的種種問題：內則派系不和、共識難產；外則無法維持「自主性」功能，有效扮演「守門員」角色。以致「國內因素」慣常凌駕「國際因素」，成為左右決策的真正關鍵；外交政策的產出，自然缺乏應有的穩定性與一貫性，動輒陷入週邊環境的衝突當中。 故本文嘗試改以「政策選項」的概念，取代一般以「實力人物」為主線的研究途徑；並將此一「嘗試－錯誤」過程，劃分為三個時期：「不抵抗政策」延續時期、事變擴大時期與孫科主政時期。透過決策者「為」與「不為」的各種選項，凸顯國府對國內、對日本、乃至對國聯的複雜困境與政策考量。最後歸結於對此一主題之現有研究，提出筆者的管見與修正，以期考察反思，有待日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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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檢討黃仁宇所提「數目字管理」概念，文分兩節，第一節針對「數目字管理」概念的三大構成要素：經濟組織、法律體系、文化觀念，說明黃氏如何藉此分析明清中國「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十七世紀末年英國則「能夠在數目字上管理」。第二節透過學界對明清市場與政府關係的新理解，反省「數目字管理」概念的作用與限制。基本上，我同意黃氏所提「經濟組識、法律體系、文化觀念」三者對分析明清市場與政府關係演變的洞見，但是，黃氏未能細緻說明三者間的交互關連；同時，更因為預設「現代性」發展的普同方向，從也減弱了三者間可能存在的複雜互動。如何發展黃氏開創的業績？是值得繼續努力的學術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