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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期安全策略與對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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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韓三邊互動下之半島安全情勢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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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的回顧與展望

美中貿易戰是美國和中國之間在貿易政策上的一系列衝突和磨擦。美國指責中國存在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如知識產權侵權、強制技術轉讓、產業補貼等，並對中國出口商品加徵關稅，引發中國的反制措施。雙方在多個場合進行了談判，但未能達成全面的協議，造成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壓力。美中貿易戰從來就不是貿易戰爭，也不是科技戰爭，其實就是美中兩國的霸權爭奪戰，雖然持續對抗、和解與合作的可能性存在，但在霸權爭奪戰未落幕之前，恐怕前景仍是相當悲觀，對全球的影響仍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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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

冷戰結束後，新自由制度主義興起，主導國際政治發展，「南海行為準則」在這種氛圍下由東協提出，希望透過共同合作建構可行的制度以規範南海地區的行為。但是201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乃至去年的烏俄戰爭顯示強調權力政治的現實主義在國際關係的地位又重新崛起。「印太戰略」成型之後，中美走向競爭對抗，兩強在印太地區謀取權力極大化的作為也印證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發展走回現實主義的路線。南海係印太地區之一部，域內國家和域外大國利益盤根錯節，剪不斷理還亂。本文以現實主義視角探討「南海行為準則」前景，中國與東協想要在當前中美競爭結構下制定符合各方利益的「準則」的機會相當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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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日政府管制Uber的制度比較──以利害關係人理論觀察

Uber自2009年起運用自家車的閒置資源載客營運，並運用科技叫車服務， 補足計程車供給不足的服務，已普遍影響全球的經濟市場。由於與原有計程車管制行業規定不符，在各國均造成新創的共享經濟與管制衝突的妥協與法規調適的做法。台灣已修訂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提供多元計程車的經營方式供Uber及新興科技公司等在台經營；相反地，日本並未修訂原有法規，Uber Japan在日本改以與日本計程車公司合作，提供技術介面亦於日本市場擴展市場。本文將透過利害關係人理論，分析2012年至2019年間台日政策上，相關利害關係人如政府、Uber公司、Uber司機、計程車公司、計程車協會等是如何影響政策變遷的方向，導致同樣來自美國的Uber在台日之間的發展會大異其趣。本文結論為由於台日在計程車既有監管制度上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導致在因應Uber新興科技的後續管制的發展上有所不同。在日本由於計程車的制度傾向企業經營，且產業結構以企業公會為主，再加上計程車職業駕駛的嚴格規定，導致Uber無法突破傳統制度，被迫改變原有經營模式。而台灣計程車的制度傾向個人經營，計程車司機公會以職業公會為主，司機與公會組織相對於日本制度鬆散，導致另外由民眾組成的Uber司機成為另一股抗衡的力量，要求政府開放傳統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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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國際干預模式：以日本對印度的政府開發援助（ODA）為例

基於日本憲法對其使用武力的限制，日本政府在進行國際干預時，大多只涉及較軟性的層面，例如災後重建、醫療援助、人道救援、協助開發中國家發展基礎建設等等，因此，本文將由日本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切入，並聚焦於其最大接受國－印度，探究日－印ODA的政策變化、目的並檢視其對目標國之影響。而研究發現，日本這樣的軟實力投射不僅是為追求經濟利益及正面的國際形象等，更飽含欲圍堵中國於印太區域的修正現狀行為之意涵。然而，ODA以非軍事援助為主軸的工作型態可能限縮日本在國際干預上的進程，因此，日本政府在2022年提出「官方安全援助」（Offi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OSA），擬提供「同志國」（同志国）軍事或防衛設施上的支持。儘管OSA還尚未正式啟動且實際行動還需符合「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但其或許可以賦予日本政府更多的彈性以因應複雜的安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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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競爭下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發展

隨著數位化時代的來臨，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不斷攀升，以美中兩大經濟體為主的晶片競爭亦迫使全球產業鏈的兩極化發展。美國在2022年推出的《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s）與《出口管制條例》（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的臨時修訂草案，造成全球產業鏈重新佈局的影響。其中在材料領域掌握關鍵技術的日本，與製造技術領先全球的台灣，在彼此市場的投資與合作顯得格外重要。過去五年內兩國在技術交流、投資設廠、共同研發等領域進行了多次合作，深化產業技術的共同發展，同時對兩國政策變化造成影響。本文主要以2018年至2023年台日半導體產業合作進行分析，檢視雙方如何應對半導體產業的兩極化發展，探討相互合作是否對台日兩國帶來正面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