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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ro Chirino, S.I, and the Sino-Spanish Dictionary (Dictionarium Sino-Hispanicum) of the Angelica Library

The Andalusian Jesuit Pedro Chirino (Osuna 1557-Manila 1635) is mostly remembered for having written books rather than converting souls. Bibliographers and hagiographers, with the exception of Horacio de la Costa (1916-1977) and a few other Jesuit scholars, have to some extent been hampered in their work by unfamiliarity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Southeast Asia. More generally, the conversion of the Filipinos has been regarded as an easier evangelical task compared to the missionary aims and objectives pursued by Matteo Ricci (1552-1610), João Rodrigues (1561-1633), and the other Jesuit 'giants' of the Sino-Japanese mission. It is, however, an undeniable fact that Chirino contributed to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in Asia, in this case in Manila, much like his celebrated companions in Beijing and Nagasaki. Little is known about Chirino's commitment to the study of Minnan vernacular and the conversion of the Sangleys. The compilation of the Sino-Spanish dictionary at the Angelica Library is one good example of his strong dedication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al alterity, in line with the Jesuits' strategy of accommodation and inculturation aimed 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pagans and the learning of their languages, customs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Pedro Chirino's missionary work among the Chinese in the Philippines, while trying to trace back the genesis of the manuscript compilation and provide hypothesis on how and why it ended up in Rome. The final section presents the text of a letter written in Persia by the Augustinian friar Nicolás de Melo (ca.1548-1614), which is a part of Ms. 60 and shared a common destiny with the Dictiona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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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den Map裡的漳州：地名用語與航線起始點分析

Selden Map是一幅十七世紀初的東亞地圖，近年頗受學界關注。關於繪者是誰，史料缺乏，眾說紛紜，使得繪者問題的研究只能在本圖裡尋找線索。本文認為Selden Map裡有兩個漳州，一個看得見，一個看不見。看得見的漳州畫在中國東南側的陸地上，繪者並未想要描繪漳州的真實位置，只是抄錄自福建日用類書之圖，圖面上的漳州只是形式上的存在。另一個漳州在圖面上看不到，但卻以聲音或航路知識的樣貌，潛藏於地圖裡。根據部份東西洋地名、閩南航路的分析，顯示繪者操持漳州話，熟悉漳州人的航路知識。繪者應是在海外活動的漳州人，Selden Map的存在顯現漳州與漳州人在十七世紀初期東亞海域裡的角色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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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紀閩南人與塔加祿人的語言及生活交流：以《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為例

自1571年西班牙人將馬尼拉定為其殖民的主要據點後，數以萬計為獲得美洲白銀而前往該的閩南人，為了在當地經商與生活，無可避免地須學習西班牙及當地塔加祿人的語言。過往有關閩南語及西班牙語的文化交流研究，已有相當多的成果，但對於閩南與塔加祿語語言及文化交流的研究，卻受限於史料而少有相關論述。本文將藉助《奧古斯特公爵圖書館菲律賓唐人手稿》中閩南語和塔加祿語對譯的史料，探討十七世紀閩南人學習塔加祿語的方法，以及他們如何「借字」發音，並從其詞彙的選擇，探討雙方在日常生活上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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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馬尼拉轉口貿易談美洲白銀流向問題（1620－1680）：以1681年Diego Antonio de Viga所寫報告為討論

長久以來，不少學者致力於估算16－17世紀「太平洋貿易」中美洲白銀流入中國的數量。每位學者利用資料的不同，在數值上便多有差異。1681年一位負責馬尼拉海關事務的官員，因職務上的過失被審判，進而留下一份 從1620年至1680年的海關貨物稅資料。本文將此份史料分成七個時期，逐一分析在七個時段中，歐亞國家在政治或經濟上的變化，如何呈現在馬尼拉海關所記錄的貨物稅中。此外，17世紀20年代以後，因東亞海域的政治局勢變化，大中華地區到馬尼拉貿易的頻繁度時有增減，從每年船隻到達馬尼拉的數量可窺見一二。尤其是1640年後，無論是葡萄牙獨立、鄭氏家族興起，抑是清代中國海禁政策的施行，除了船隻的來源地有明顯變化外，透過貨物稅徵收的增減，可推估各地區在馬尼拉貿易額之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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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廟宇與家族的田野觀察

小琉球的民間信仰興盛，廟宇眾多，其中「水流公」的習俗十分特別，展現了島 民對生命的價值觀。「水流公」習俗是小琉球漁民出海捕魚撈到落海的浮屍時，習慣將之帶回陸上安葬，並加以祭祀形成。若水流公出現神蹟，就會發展成有規 模的廟宇。在這樣的認識下，水流公的信仰與傳統祭厲相似，都是生者害怕無主 孤魂作祟的反應。然而，在小琉球，水流公從海中迎回到建廟的過程都與特定漁 船、漁夫有關，也由該漁夫的家族管理，因此廟宇建立的歷程也與漁村家族的發 展過程息息相關。這些無主孤魂可以透過某些儀式或神蹟，脫離孤魂野鬼的性質， 甚至放在家中祭祀。過去學界曾分析：人對鬼的態度，與人對陌生人的態度相同。 但在小琉球的個案中，孤魂野鬼可以跨越鬼與神的界線，島民與陌生人的互動也 可以不停跨越熟人圈、家族圈等界限，成為獨特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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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中葉後半江南地區與馬尼拉貿易西班牙文史料譯介（一）

1565年至1815年之間，西班牙藉助「馬尼拉加雷翁船」（Galeón de Manila）自美洲載運銀幣至菲律賓群島，吸引東亞各地區港口的船隻攜來各式各樣商品至馬 尼拉進行貿易，建立一個跨太平洋連結亞洲、美洲及歐洲既有貿易網絡的全球貿 易。長期以來此一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重大議題，持續受到學界的關注與研究， 盡管不同時期所關注的焦點、觀點不盡相同，但不可否認的一點，學界對於十六、 十七世紀此航線及其貿易發展的關注，遠遠超過於十八世紀，且對於此一貿易網 絡的發展，特別是江南地區與馬尼拉貿易的歷史，關注相當有限。因此，本文希 望透過西班牙塞維亞印地亞斯總檔案館（Archivo General de Indias）所藏兩卷十八世紀後半1769年至1776年之間，由江南地區（寧波、南京、定海及上海）共計15艘船前往馬尼拉貿易的船隻貨物登錄紀錄檔案，喚起學界對十八世紀「馬尼拉加雷翁船」中國貿易議題的重視，並展望後續研究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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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流亡、旅遊：中西接觸地帶的旅行書寫

本文以中／西四位作家－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Rafael Alberti）和塞拉（Camilo José Cela）－的遊記為例，探勘他們透過文字書寫流浪、流亡或旅遊經歷的心境和視角，他們經由旅行記述與書寫，娓娓細訴他們因外交、旅居、參訪所形成的東／西接觸，以及往來西班牙、台灣與中國的因緣與境遇。西方作家旅居東方／中國，見證東方／中國民俗風情與文化的視野和觀感，常從想像、接觸到實踐的過程產生思辨與蛻變；反之亦然，這些書寫會影響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與思維的改變。本文也將援引若干理論，探討人類在接觸不同文化場域所產生的碰撞、他／我之間的差異與溝通符碼，從想像到理解的過程得到平衡與和諧，繼而共通共融。徐鍾珮、三毛、阿爾貝帝和塞拉四位作家分別以外交出使、流浪漫遊、異鄉流亡和訪問交流的方式論述他們往來東西之間，在中國、西班牙與台灣的行旅中，如何銜接自己與他者，進而直抒胸臆、表達自己的感情與移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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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收藏之《西班牙－華語辭典》

本文將針對馬尼拉聖多瑪斯大學（Universidad de Santo Tomás）檔案館所藏的一份Dictionarium Hispano-Sinicum（西班牙－華語辭典）手稿進行研究討論，探討該手稿編輯的最初時間與可能的編輯者，同時針對該手稿編輯者的拼字風格、選字方式以及詞目內容等問題進行討論，最後並推測其可能的編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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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接觸時代的東亞與東南亞：1500年以降的亞洲考古

本文將東亞、東南亞海域與近代以來殖民活動相關的考古學研究做一整合性回顧，針對三大研究主題—港市考古、殖民社群考古、原住民社群考古—進行討論。港市考古的研究為瞭解各港市在殖民活動前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證據與討論空間，相關研究對於陶瓷器的鑽研與窯址的研究相輔相承，其成果與歷史文獻中的白銀、絲綢貿易可進一步對話。殖民社群的考古學中，針對唐人與日本人在歐洲殖民地的活動的研究破除了我們對於歐洲殖民地的單一想像，台灣的研究更將亞洲殖民者帶入討論範疇。最後，原住民社群的考古引領我們看到大時代下各原住民族多元的能動性，無論其是否被殖民者直接控制。藉由這些討論，筆者強調歷史考古學對於了解東亞、東南亞海域近代以來發展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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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1年馬尼拉高等法院所抄1620年至1680年菲律賓海關貨物稅及抵港船隻清單

美洲白銀透過馬尼拉加雷翁船（Galeón de Manila）運抵馬尼拉，再藉由貿易形式運至東亞各地，主要輸往中國，同時也助長明清經濟的發展；但究竟有多少美洲白銀流入中國，一直是學術界仍有歧見的議題。本文的撰寫，主要是希望藉由1681年因馬尼拉高等法院法官Diego Antonio de Viga控告海關官員Diego de Morales瀆職，意外留下的1620年至1680年抵菲律賓貿易船隻貨物稅史料，來就「白銀論戰」中，有關美洲白銀流入大中華地區的第一手史料運用上，提出新的材料。希望能在學界對印地亞斯總檔案館「會計檔」進行完整整理前，能提供一份較為真實的相關數據供研究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