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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雜誌/The Journal of Nursing

台灣護理學會,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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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生活,每一個社會皆會有一些法律規範來確認哪些社會成員可以參與社會中之事務。意思能力(mental capacity)與行為能力(legal competence),是法律行為生效之必要條件。於2009年11月23日,台灣新修訂之成人監護制度正式生效,然而其中很重要之精神疾病患者意思能力之評估,台灣文獻向來並沒有深入之探討。本文回顧國外文獻,將意思能力之評估分成原因成分(疾病等失能成因)及功能成分(實際認知、情緒及行為等表現),著重探討評估功能成分時所需考慮之內容,包括財務處理、個人健康照顧、獨立生活、人際關係與交通等,並且論述選定能力標準時所隱含尊重自主或保護利益之價值判斷,最後,並期許將來法學界與精神醫學界合作進行實證研究,以加強意思能力判斷之科學性與法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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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者受苦的不只是疾病,也包括社會對他們的歧視烙印。本文試圖探索烙印的生物、心理、和社會成因及反烙印的可能策略,也針對基因科技可能帶來精神疾病的烙印從不同的爭議點和潛在防治的層面來做探討。作者強調目前台灣精神病家仍處於嚴重社會烙印的弱勢處境,健康專業者對基因科技的衝擊更須謹慎以對,除強化反烙印和基因護理教育外,更需建立一種以照顧關懷之存在與倫理為取向的人文社會醫療照護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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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究生物醫學化的時代潮流中的照顧現象,以產前母血篩檢為例,分析醫療科技的社會面向、價值面向,基因科技下懷孕婦女的處境、治療關係的變化,以及善用知識敬重生命的護理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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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指出災難與創傷構成的災傷時刻,需長期注入研究和實務上的關懷。而災後心理復健的倫理面向思議,更是重要議程。由此,進行災傷心理復健和護理照顧,不要將人「個案化」,而是要將個案「人文化」,對於即使受苦者案例,需以人文關懷優先,而非僅著眼於症狀的消除。其次,作者以5T(眼淚、時間、說話、轉化與創傷)層次,進行倫理面向上的說明。之後,作者討論受創後心理成長的意涵,包含與苦痛共存的彈性力意涵。最後,作者指出災傷心理重建不能只有「執行」績效的認知,更需要「存有」關懷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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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新進護理人員角色轉換是充滿壓力與挑戰的過程,大約35-61%的護理人員在一年內離職,過去橫斷性量性研究無法深入描述新進護理人員角色轉換與適應歷程的動態變化。 目的 本研究目的將以質性研究了解新進護理人員到職前3個月角色轉換與工作適應歷程。 方法 以類別-內容分析法進行資料分析,研究對象為北部某教學醫院50位護理人員,透過15次的團體訪談收集資料。 結果 新進護理人員到職前3個月工作適應歷程包括三個階段:㈠摸索新角色:所學不足以應付現實、角色轉換的困難、無法勝任的焦慮、交班的困境、與臨床輔導緊密依附、適應工作的態度與方法、需要家人、老師、同學與室友的支持;㈡學習扮演新角色:學習獨立照護病人、尋找學習典範、學習適應夜班、尋求團體認同、需要同事與護理長的支持;㈢接受新角色:時間及工作狀況掌控能力改善、感受到單位同仁的認同、重拾工作熱忱、開始思考工作以外事物、體會且肯定同事與護理長的支持。 結論/實務應用 到職前3個月工作期間,新進護理人員面臨艱難的角色轉換過程,學姊工作指導與多元化支持有助於工作適應。研究結果可讓教育者與管理者了解新進護理人員工作適應過程,以作為未來護理教育與留任政策的實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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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當兒童罹患癌症時,母親通常擔任主要照顧者而需長期照顧病童,此照護負荷難免影響其健康,但卻鮮少研究探討影響癌症病童母親健康的相關因素。 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影響癌症病童母親健康的相關因素。 方法 以南部兩間醫學中心120名癌症病童母親進行調查。結構式問卷包括人口學特性(病童、母親屬性)、社會支持之個人資源量表第二部份及杜克健康評估問卷。 結果 研究發現癌症病童母親的社會支持與健康有顯著正相關。母親的婚姻狀況與身體健康、社會健康、一般健康、焦慮、憂鬱、焦慮憂鬱及整體健康在統計上達顯著差異。母親的年齡及家庭的月收入與憂鬱達顯著差異。兒童疾病分期與母親的心理健康、一般健康、焦慮、憂鬱、焦慮憂鬱及整體健康達顯著差異。社會支持及兒童的疾病分期為影響癌症病童母親整體健康的預測因素,其解釋變異數為39%。 結論/實務應用 本研究結果有助於健康照護專業人員在實務上可加強關注兒童疾病分期對母親健康的影響,及加強癌症病童母親的社會支持以促進母親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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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Level of uncertainty and anxiety may increase when breast cancer women experience unexpected side effects during chemotherapy. Purpose: This longitudinal study explo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nursing instruction in reducing uncertainty, anxiety and self-care in breast cancer women undergoing initial chemotherapy. Methods: This study used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Convenience sampling was used to recruit 75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at a medical centre in northern Taiwan between January 2008 and September 2008.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the control (n=37) or experimental (n=38) group. Control group patients received usual care. Experimental group patients were provided with nursing instructions that followed the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prescribed in the ”Chemotherapy Self-Care for Breast Cancer” handbook and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Both groups received repeated questionnaires in the first, third and sixth chemotherapy cycles. Demographic data, Mishel's Uncertainty Illness Scale,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Self-Care Scale were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emographic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moderate to high levels of uncertainty and low levels of anxiety in both groups prior to the first chemotherapy cyc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uncertainty and an elevation in self-care level (p<.05(superscript *)) in both groups at the sixth chemotherapy cycle. Howev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showed less uncertainty and higher levels of self-ca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omplexity uncertain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02(superscript *)) and no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s: Study results indicate that nursing instruction can decrease uncertainty and elevate self-care levels. We suggest that nurses provide structured nursing instructions based on evidence-based guidelines to breast cancer women undergoing initial chemotherapy in order to promote self-care level and patient degree of control over their disease and treatment. This intervention may ameliorate patient and family uncertainties with regard to disease and chemotherapy complex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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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心臟衰竭為一種慢性且會漸進惡化的疾病,常會大大地降低病患之生活品質,而臨床上主要仍是偏重於疾病之身體症狀的治療,但是對生活品質之相關因素的研究仍有限。 目的 探討心臟衰竭病人之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因素。 方法 採橫斷式、相關性研究設計,以症狀量表、功能狀態量表、憂鬱量表及生活品質量表等結構式問卷收集資料;立意取樣年滿二十歲且診斷為心臟衰竭之患者,於南部某醫學中心及區域教學醫院之心臟血管內科病房及門診收案共200人;所得資料以SPSS14.0套裝軟體進行統計分析。 結果 (1)研究對象生活品質指標得分為63.0,屬中等程度;(2)姻狀況、目前有無職業、家庭月收入、合併有糖尿病或高血壓、合併疾病數目、有無服藥、是否注射藥物及氧氣使用與否在生活品質上達顯著性差異;(3)症狀指標得分為54.1,屬中等程度,與生活品質達顯著性正相關;(4)功能狀態以紐約心臟學會功能分級第II級者最多,憂鬱平均得分為9.13±6.25,屬正常範圍,但17.5%有憂鬱情形;此二變項與生活品質均達顯著性負相關;(5)憂鬱、症狀及家庭月收入為生活品質之重要預測因子,可解釋59.3%之總變異量。 應用 本研究結果可提供心臟衰竭病人之生活品質及其相關影響因素的實證性資料,作為健康專業人員適切性的評估與照護之參考依據,以改善心臟衰竭病人之症狀、功能狀態及憂鬱情形,進而增進其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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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實證為基礎的護理研究結果,有助於照護品質的提昇;而測量工具的合適性,對於研究者是否能真實測量到所欲測量的現象深具影響。內容效度乃正式施測前,藉由專家評定測量工具合適性的一種方式,傳統上多邀請專業領域中之學者或實務工作者擔任。近年來開始有學者在自述量表內容效度評定中提出經驗專家的概念,利用與研究主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審視工具的合適性,以提昇其實用性。筆者將此概念運用在老年族群,發現多數認知功能正常的老人有能力擔任經驗專家,他們除了能評定測量工具中題目的清晰性與重要性,亦能表達面對題目時的心理感受,進而提出修正意見。建議未來之研究,除專業專家外,可視議題之特殊性,增列五名老年經驗專家協助量表內容效度之評定,以銜補專業專家評定之偏礙,使測量工具之內容更能貼近受試者的真實狀況;其中須妥善考量提問方式,受邀老人之生理與認知狀況、教育程度、語言表達能力,及必須具備與研究主題相關之經驗與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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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藉由親身參與第一線的中醫護理工作,了解目前中醫護理的實際工作內容,發現中醫護理學習與實務間存在的落差。隨後訪談工作場域中的醫師、護理師與病人,並查考醫院制度面及法規面的要求。發現中醫師在執行業務時需要的是「助手」;病人需要的是能夠熟練的幫助他們就診、完成治療、取藥,並且態度良好的服務人員;而護理學者專家們為了落實「醫護分業」,在「中醫藥委員會」的協助下,設計出中醫護理的訓練與執業範圍。但第一線工作人員執業時大部分時間在執行行政工作,健康問題評估、預防保健措施、指導與諮詢都極少有時間涉入。作者藉由此文提出目前第一線中醫護理師專業功能發揮受限的困境與矛盾,並建議朝「職務分工」、「回歸專業」、「中醫護理納入護理課程」三個方向努力,以使中醫護理有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