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類學刊/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考古人類學刊編輯委員會,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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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由東埔社一百多年來的長期發展過程，來說明前資本主義時期東埔社聚落是由家的空間轉換而來，故家之存在先於聚落，人群的分類是地方性的而無現代的族群觀念。到了「文明化」、現代化過程，聚落的存在先於家，使當地人適應發展的過程呈現集體性的傾向，並逐漸有了現代的「布農族」族群觀念。但這世紀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化過程，個人的存在超越了群體的存在，使得「族群性」取代了族群的觀念。由此來看陳瑪玲有關Saqacengalj 舊社遺址的研究是有意義的：她一方面要證明它們是屬於排灣族的聚落或文化群體，但另一方面她卻不斷質疑：「北排灣真的是排灣族文化上最原始、最傳統的聚落，而南排灣及東排灣真的都是由北排灣所移出的嗎？高士群真的是排灣族嗎？真的是階層社會嗎？」這類具有挑戰既有人類學民族學知識的看法，因作者目前還無法進一步處理，而失去一個有可能從考古學研究來改變我們對於南排灣或早期南台灣聚落與人群的刻板印象。若我們將南台灣放回早期歷史的脈絡中，就可以知道這地區是台灣西部人民移民到台灣東部的走道，也是東西部人晚期移民到南台灣的地區。故其呈現人民移動非常頻繁、人群與文化混和的複雜地區。是以，陳瑪玲研究所呈現的矛盾方向，實涉及相關學界在觀念上的限制所導致的困難：第一，去歷史脈絡化的研究方式所導致的問題。第二，使用不合時代的觀念所造成的謬誤。第三，現代性知識的限制。若能面對這些觀念上的限制問題，我們就可以發現內本鹿個案所具有的新意義：這個原以平權社會為主的布農人所組成的聚落，除了發展出類似排灣族那種擁有土地之貴族地主階級的頭目，還有負責貿易和調停糾紛的通事，下有鐵匠、一般的蕃丁等等。此外，內本鹿社更是從高雄六龜到台東紅葉的內本鹿越嶺古道的最高中心點及區域經濟的中心，與周遭不同人群多所接觸，並融合他們的文化形式，特別是「排灣族」，創造出新的文化。更驚人的是，這些儼然創造了新的階序與整個地區新的政治社會秩序。故它成了我們可能瞭解台灣南島民族如何由平權社會演變到階層社會問題的一個契機。而這個案有可能讓我們提出不同於M. Sahlins的外來君王（stranger-king）的解釋。但這可能性則有待於考古學與人類學的結合不可。而這又涉及了三個共同要面對的問題：第一，認識論的反省。第二，本體論的反省。第三，史識與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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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者Mary Douglas之經典著作Purity and Danger（1996[1966]）透過象徵分析指出在猶太律法中，因為豬無法同時符合「偶蹄類」與「反芻」的分類秩序，因而成為「範疇之外」的不潔食物。這個觀點本質上是靜態與單一的，無法說明構成儀式禁忌的豬與其他禁忌物如何經歷變遷，更無法說明禁忌物質如何以多重本體存在。本文將以印尼清真驗證科學化的發展為例，說明豬與死屍如何進入變遷的社會文化過程，透過不同的宗教知識、科學知識與實驗科技的實作而以多重真實存在。在此，「清真」並非僅是一種靜態的世界觀分類之既有觀念，而是一種在不同的人群、非人與物質狀態的動態連結與多重權威與利益的競合後所產生的存在狀態。換言之，儀式污染物的變遷不僅具有認識論上的意義，更有本體論上的意涵。同時，本文也反思行動者網絡理論之本體論，指出本體論轉向的政治有需要重新將混雜的權力關係與歷史建構過程拉回，以適切地回應「本體只是文化換個稱法、本體論誇大差異並忽視現實鬥爭」等嚴肅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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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二十年來，猶太人大屠殺記憶成為普世認同的重要人類經驗，學界以之探討「普世化記憶」與襲產全球化的相關互動，延續此對話，本文以近年上海虹口建置猶太難民紀念館以及相關後續準備申遺工作為起點，探索其所在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的保存實踐。本研究企圖理解提籃橋歷史文化風貌區之劃定和後續近二十年來的發展。近年虹口區推動「上海方舟」之操作，轉向世界記憶申請，嘗試以猶太難民記憶提煉出普世主義的現代氣息，以突破其邊緣鄉里的相對發展落後。關注上海猶太難民記憶，如何於近年得到重視而襲產化（heritagization）之過程，嘗試具體回答以下問題：猶太歷史蹤跡的襲產化過程如何發生於異地（上海提籃橋）？驅動襲產化的主要動力為何？猶太難民記憶襲產化過程相關的襲產論述實踐如何在跨境協商和跨領域競爭中展開？遇到哪些保存困境？戰後多年來落腳提籃橋一帶的居民日常處境如何受到襲產化過程影響？本文兼採襲產規劃文本分析、深度訪談及田野調查研究，梳理起自2000至2020年的襲產化轉向動態，並結論指出動員普世化記憶之不易，同時，居民對於保存動遷的渴望，加深了他們在此襲產化過程中的疏離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