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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以智論《莊子》－以道與物為中心

近來有關方以智（1611－1671）與《莊子》的關係，受到矚目。方以智之《藥地炮莊》以獨特的觀點重新詮解《莊子》，具有高度的批判意味。此書會通儒釋道三教，包含之主題頗多。本文從道與物兩個觀念，探討方以智對《莊子》有何修正或改造。方以智提出即器是道的看法，並從心、氣、理、自然、太極等角度描述道之不同面向。同時強調「極物」，窮究萬物之規律的必要性，以把握不可言說之道的內涵。一般而言，方以智之觀念與傳統學問的表達方式不完全相同，具有特殊的涵義。本文試說明方以智的詮解特色及論據，並作一檢討與評價，以了解其貢獻與相關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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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筆、御筆手詔與北宋徽宗朝的統治方式

本文探討北宋徽宗朝（1100－1125）御筆、御筆手詔的形式及政治意義。通過對傳統文獻及石刻資料的分析，本文認為：首先，在形式上，徽宗朝的御筆、御筆手詔分別繼承了此前的內批、手詔這兩種不同的文書。其次，御筆、御筆手詔與內批、手詔的區別，主要不在其行下方式是否違背既有的制約體系，而在於呈現的方式。最終，在此基礎上，本文認為，徽宗朝以內批、手詔這兩種王朝政治中常見的文書為介質，在既有運行程式的基礎上，突出政令頒行中「御筆」的存在，從而展現徽宗君臨天下的政治姿態，塑造君主自身與整個王朝政治之間的緊密聯繫。歸根結底，這是徽宗朝統治方式的獨特性在文書運行上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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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言．修辭．證道－高一志《譬學》語義辭格分析

耶穌會士高一志〈譬學．自引〉的論述主軸是一則譬喻中的兩端現象，即一則譬喻中「已明的所取之端」與「未明的所求之端」間，「如何」能達到合胡越而成肝膽的修辭勸說效果。本文依列日學派在《普通修辭學》中的辭格分類，以語義辭格的分析，解答上述「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按韓霖所題〈譬學．序〉中所謂「理有不可遽達者，必以所知，喻所未知焉」，以及〈譬學．自引〉中高一志所謂「由顯推隱，以所已曉，測所未曉」等設譬原則，譬喻中「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問題解讀，應由兩個語彙單位間如何形成表達形式的轉換著手。易言之，「如何能以彼端代替此端」的修辭設譬問題，同時也是語言符號中符表與符旨的形式與內容問題。在結構語言及符號的層面外，本文最後將辭格的結構討論引導至譬喻在證道上的功能，即高一志「為何」要以彼端代替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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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書寫與歷史衍異－清代臺灣寧靖王與五妃題詠現象及其詩作論析

明末，寧靖王避亂來臺，其完髮自縊之際，亦已譜就一段媵妾以身殉節的淒美故事，後衍為歷代詩人不絕如縷題詠寧靖王及五妃詩，此中，清朝雖作為其繼起對立的政體，然不論宦遊來臺抑或本地詩人皆對其著墨甚深，洵為臺灣古典文學史上極為殊異之現象。今先將追溯其故事原型（史），而以清代所出現相關詩作為探究對象（詩），凸顯其接受與詮釋的關係，再以寧靖王及五妃題詠詩作「並觀」之方式，各別爬梳詩人寫作該詩之年代、原因、在地與否、任職所在……等相關語境，辨析其背後所可能存在「詠史」、「遊歷」……等不同目的，復以歷時性為一維度，除考察其詩質量之分／合變化而提出相應解釋外，亦將探索其寫作技巧及其背後所可能蘊含意識型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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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盛觀衰－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

狗是滿洲遊獵與軍事上重要的家畜，在生活和生產發揮重要作用，滿人甚為重視。清朝入關後，在內務府設立養狗處，「掌飼養鷹狗隨圍進哨，以供蒐畋之事」，並在紫禁城內外劃撥場地作為內養狗處與外養狗處的飼育處所。過去甚少探討盛清時期養狗處的發展沿革，也缺少對盛清諸帝養狗的研究，本文利用滿文奏摺、活計檔與清朝官書等資料，探討盛清諸帝飼犬活動的演變與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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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格物到覺知－德川日本崎門朱子學者三宅尚齋「格物致知」論探析

三宅尚齋乃日本江戶崎門朱子學派開山祖師山崎闇齋的重要弟子之一，其在該學派的學統形構過程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歷來學界多認為崎門朱子學的特色，就在注重「居敬」的工夫這一點，但若實際翻閱尚齋之相關著作，則將可發現：尚齋經常指出「格物窮理」的意義及其重要性。毋庸置疑地，比起「居敬」之工夫，尚齋顯然更關注「格物致知」的工夫，「格物窮理」論在其學術思想中，位居核心。唯學界歷來之先行研究，對此似乎從未關注，更遑論進一步探討尚齋的「格物窮理」論。故本文擬針對尚齋「格物窮理」之論加以分析，深入探討其「格物窮理」理解結構及其特色。依尚齋的論述，人心先天具備萬理。但心之理則以「一理渾然」沒有區別的形態存在，因此，我們向內反省也不知自己內具的「理」之具體內容。但外在之「物」都是「萬理」的具體化、形象化，理的層次上又無內外、主客之別，物之理等於心之理。於是，向外「格物」可以了解「心」原來具有的「理」之具體內容。因此，對尚齋而言，「格物」這一工夫並非忽略內在的心之理而追求外在的物之理（規範），用外在之理來控制、規定自我這種「外馳」工夫，而是本來就是以闡明內心之理為目的的工夫，亦即「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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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痧症－一個疾病範疇的誕生

本文以查爾士．盧森堡（Charles Rosenberg）「框構疾病」（framing disease）的概念，討論清代以前已存在的痧症，為何到了清代才出現那麼多和痧相關的文本，並改變了性質，成為疫病的指稱？由此分析在中國傳統醫學中，文本在指稱疾病所扮演的角色、醫家如何藉此建構其專業形象、新的疾病範疇的建構如何引起爭議、以及清代社會如何透過功德的概念，刊刻醫書、頒發丸藥，由士紳提供資源，醫者和家庭提供照護，處理身染瘟疫的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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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謔下的規戒－清代男色笑話中的諧謔、規戒與性別心態

明清時期，情色笑話（特別是以男色為主題的笑話）甚為流行。中國男風現象與男色文學，自有其淵深的文學書寫與文化傳統，而男色成為笑話書中的嘲諷主題，是明清時期始盛行的現象。從先秦、六朝時期具風雅意味的「男寵」，演變至清代風雅典「淫戲」性質兼具的男色文化，反映中國社會性別意識與社會價值上的微妙轉折。在戲謔的表象下，清代男色笑話的創作與流行固然反映男風現象的盛行，但同時也涵攝著複雜的社會規範、禁忌、性別意識與權力結構。它既趣味，又嚴肅，在涉及性別認同與傳統人倫禮教議題時，往往隱含回歸社會共識、重建禮教秩序的意圖。清代男色笑話提供我們一種新的視野與線索，觀看清代的大眾文化價值與世俗思想偏好。本文以《笑林廣記》、《笑得好》、《笑笑錄》、《增廣笑林廣記》等四部清代笑話書中的男色笑話為主要研究文本，兼及相關筆記小說史料，探討在禮學思想崛起、社會保守意識漸興的背景下，清代笑話如何透過嬉笑怒罵的語言，隱諱地傳達社會的隱性倫理共識與既定價值，並進一步分析其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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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日本的漢詩文意識與殖民地統治－一個社會思想面的考察

甲午戰爭前後，日本國內原本僅止於國學者之間歧視清朝中國風潮，普及至日本一般民眾。這種歧視風潮流行，伴隨著歐化主義與國粹主義兩種相互拉扯的思想脈動，以及教育敕語出現後日本國體意識的確立，「漢學」這門學問在日本國內受到來自於外部洋學者與國學者的挑戰，而被打上種種問號。同時間，受到外來思潮的影響，「漢學」這門學科的內部，亦出現自我懷疑、自我分化的傾向。受到政治上排斥中國風潮影響，這種對「漢學」的懷疑，逐漸蔓延至漢字、漢文、漢詩的文字使用與創作上。本文將依序討論甲午戰爭前後漢詩文意識的更迭、甲午戰爭時期詩作背後的意識形態，以及漢詩人的創作意識。企圖思索日本自我意識的變化對日本國內漢詩文創作的影響，以及如何動搖日本漢詩人來臺的漢詩文創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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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與臺灣饒平客家話兩字組變調分析與比較

本文研究廣東饒平與臺灣芎林饒平的兩字組變調，這兩個方言的聲調系統十分相近，但前字變調則不盡相同。在描述上，本文有兩項觀察：一、這兩個方言之舒聲變調皆變為低調域聲調，入聲變調也會改變調域；二、廣東饒平的舒聲變調多會受到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而臺灣穹林饒平則是入聲變調會受到後字調值或調型影響。在理論上，本文有兩個重點：　一、修訂文獻上提出的聲調結構，進一步論證聲調變化可分別發生在調根、調域、調型及調值四個層次；二、提出同一組制約來建構造兩個方言的變調語法，並從制約局部分級的觀點來探討方言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