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研究/Chinese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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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侃、嵇康「宅有無吉凶攝生四論」因篇幅巨大，論難間往返雜沓，難以豁顯，故深入詮解者鮮矣。四論以攝生為錨，拓延諸題。阮侃受王充影響甚深，以性命自然不可求，故言宅無吉凶，然阮侃本儒學大族，故嵇康以儒理論難，何以《易經》云「履信思順」？阮侃遂援「成性存存」，試圖彌合命定論下之破綻，是以命雖定仍須修身以俟命，而有信順成命之論。嵇康主相須之理，故言「幽明並濟」，使人而徵宅，宅亦成人，進而廣求異端，執「不甚有」之言、「不甚無」之，得合而一，兩不俱失，乃出有入無而超有無得兩可，兼周而上之，終湊泊於大通之理境。臻於此，吾人對嵇康養生觀不再止於〈養生論〉之立場，而有更全幅地照察，從養生到攝生，由攝生至助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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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三品」的意義中考察國史系統「史傳」之成立，惟有置於傳統史書纂修脈絡中，方能釐清《金史》本傳與碑誌的文獻關係。元末編纂《金史》人物本傳乃以實錄為基礎，但不單純地採據原附小傳，還從中逐條剪輯相關人物史料，最後成果：一是附傳加實錄，在原有記述體系基礎上採摭實錄中有關傳主事跡的條目；二是將各實錄中某一人物的諸條記載整合，編出新的篇什；三是裁出簡短的人物事跡，遵從傳統正史體例框架，設立類傳，以體現金源一代社會風尚。據此，我們檢討《金史》本傳大量抄自或兼採元好問《中州集》等書的通行觀點，根據諸案例證明，《中州集》《金史》本傳應當共同源自實錄，兩者文字歧異和相合，正符合這種文獻傳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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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雙江（1486-1563）與黃久菴（1480-1544）都是王陽明（1472-1529）的第一代弟子，他們雖分屬浙中、江右王門，卻都主張「致知」為工夫，「格物」為效驗，跳脫長期以來關於「格物」工夫的爭論。這不但為陽明後學開出一條新途，在《大學》詮釋史上亦別具新義。然而，學界長期以來只注意到雙江的格物，對久菴的認識不夠充分，甚至沒有意識到兩人主張的相似性，並加以分析其異同。本文即為嘗試填補這個學術史上尚未受到足夠關注的重要環節。表面上看，二人均主張「立體以達用」，並強調「立體」的重要性，甚至取消了「格物」的工夫義，視之為「致知」的效驗。實則二人的差異更為顯著，簡言之，二人對於本體、體用關係、「致知」、「格物」等概念的定義和預設，均存在大小不一的落差，因此最終體現出來的「致知在格物」雖然都能解釋為「工夫→效驗」，但其運行的模式、指涉的對象、產生的成效並不相同，甚至他們想藉此解決的問題也不一樣。雙江試圖為良知的發用找到一個恆久穩固而可信賴的源頭；久菴則是想突顯本體的體用一源，及其落實於經驗世界的必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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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庸》「中和」問題的研究，是朱子思想確立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有複雜的觀念與細節，實不易掌握。面對這項難題，朝鮮學者嘗試用圖象的方式呈現他們的想法。例如李象靖採「據文製圖」的方式，依據已有的朱子文獻繪製出一幅〈心動靜圖〉。雖此圖是根據朱子的相關法所繪，但圖式中其實包含了他個人的研究心得，即解決朱子取《易》之卦意比況「已發、未發」，卻發生前後說法不一的問題。這個圖型，爾後受到學者們的高度重視，所以，郭俛宇特別向他的老師提出請教。於是其師李寒洲乃根據自己的看法，修訂了這幅圖式，主要是認為當以〈乾〉卦表示「已發」，而非〈艮〉卦，且於圖型中融入自己獨特的「心統性情」一觀點。但郭俛宇仍舊不滿意這個修正，他認為這樣猶未能充分表達由未發到已發的動態歷程以及「主靜」修養的重要性，是以，最終他也重新構築出另一幅自己的「中和」圖式。從這個研究，可以具體地看到朝鮮儒者「依圖立」的論理特點，意即透過概念語詞的擇取、圖象中位置的安置與調整，乃至圖型的重新繪製，以達到展示具象化的理論觀點之理效果；同時也可以看到他們對於朱子學說的釐清、補充與闡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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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論西方宗教思維在中國現代小觀念變革中的推動意義。以周作人早期大量的小論述為起點，本文試圖析解周氏五四「言志」文學觀的源流結構。在具體操作上，本文首先追索青年周作人的宗教思維，如何與其小論述產生共構關係，從而介入其小觀念的構成。其次，重探周作人的「言志」論述，分梳他如何借鑑西方宗教精神資源，進行本土轉化，一則連結傳統詩學，二則導入基督教的人性結構，區分「人」的型態與「情感」模式，以此拓展晚清以來的小觀念。周作人作為從「晚清」進入「五四」的過渡型人物，以此為視角，或能在早期傳教士入華的視野下，持續推動其對漢語革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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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述李金髮經歷，著重明其人際網絡與國民黨之互動關係，並分析其小中的「異國書寫」及「中國想像」。嘗試為目前李金髮研究，於其詩之外，另闢論述蹊徑。李金髮自海外返回中國後，觀察逐步走向愛國抗戰的路徑，可見其加入或親近國民黨的組織與行動中，為生活帶來某種程度上的保障。此外，抗戰中後期，在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文藝政策」脈絡下，李金髮的小也展現出從「舊道德」中期待新中國的可能創作方向。本文首先，重述李金髮留學回國後之經歷，釐清李金髮的人際網絡，指出李金髮與國民黨及其文藝需求之互動關係；其次，討論其所作之異國戀愛小裡的「中國想像」，既寄託著海外青年的期待，卻又有著在封建文化之下產生桎梏與凝滯，以及經濟落後的狀態；最後，強調其小的官方意識展現，從三十年代具有明確的政治批判目標，到四十年代轉而展現中華民族與文化所蘊含的賡續之力，藉以呼應抗戰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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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佛典開場套語使用帶「與O＋俱」套接式主題鏈相當頻繁。該語段以「與O＋俱」小句接合動、靜兩個主題鏈：起首主題鏈是包含「與O＋俱」小句所構成的順承語段；後接主題鏈則是由回指前句介詞賓語「O」的零形回指語作為主題，進而構成明語段。佛典中「與O＋俱」的O有引進新主題的功能，連接起後接主題鏈，這是漢譯佛典獨有的特點。該結構的產生的根本原因在於梵、漢兩種語言類型差異，梵語採用形態作為句法關係的表達手段，漢語則以語序。落實翻譯層面，譯者採仿譯原典語序以於開篇樹立漢譯佛典文體風格。儘管如此，動、靜接合的敘述文體在先秦書面語已然存在，體現在此則個案中，因翻譯產生的信息組織方式不超出漢語既有小句合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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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塗活版所是臺灣最早大量出版歌仔冊的印刷所，本文以該出版社為中心，往前探究該社與大陸出版的歌仔冊在語文上的異同，並與之後臺灣出版的歌仔冊相對比，以掌握歌仔冊在語文發展上的歷史脈絡。首先，界定歌仔冊語文發展的分期，接著以同時具有大陸和臺灣黃塗活版所出版的28本歌仔冊，進行歷時性的研究，並以此作為論述語文演變的基礎。觀察發現，大陸歌仔冊保留較多的官話詞彙，這些詞彙在黃塗本多改為相應的古漢語詞彙，少數改為閩華共通詞彙。大體上黃塗本參考、承襲大陸歌仔冊的情形非常嚴重，即使詞彙選用有不同，黃塗本也顯得非常保守，未見有明顯的本土化或口語化的痕跡。其次以「合」（kap/kah）、「共」（kāng）、「予」（hōo）等為例，探討其漢字書寫和語法功能的關係，我們發現大陸或黃塗本歌仔冊可能落在「共」統轄了單邊構式和對等連接構式，「合」統轄了協同構式和單邊構式的格局。另外，大陸和黃塗本歌仔冊完整保留了「乞」充當給予動詞、使役動詞和被動式中的施事標記三種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