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將以回應晚近外文學者對外文研究領域之知識生產與學門建制的反思為切入點，來探討理論知識在外文建制中的位置及其實踐的議題。藉由這些最新關於外文學門建制歷史的爬梳及對外文研究對象的提問，筆者試圖將當代不限定對象的「理論」放在「外文研究」如何回應一波波西方思潮的歷史脈絡下，以「改革」這個議題連結不同時間點的反思：「理論」在成為合法的研究對象之後，亦即理論知識在外文學術建制中佔有一席之地後，是否已失去其前瞻性及現實的議題性？「理論」在台灣是否仍具有引介歐美思潮之餘的「批判與改造自身」之歷史意識？「理論」究竟是個清楚的標籤、屬性、和學院位置，還是一個「依稀模糊的方向與理想」？而除了思索「何謂理論」的問題外，我們是否也需面對「為何理論」的提問？本文也將檢視在改革浪潮中以「進步」力量自許的「理論」與「常識」之間的關係，探討理論介入、回應現狀常識、催生新常識的可能。透過這些議題的探討，本文最終嘗試提出以下對理論的看法（或說是願景）：首先，理論曾經是、也應該是一種改革論述。再者，理論不應僅僅是一個外文研究的對象（雖然它當然是眾多研究對象之一）；理論既逸出既定之研究對象之外，故可以是促使新研究對象、領域和典範冒現之思維與驅力。理論的生產與實踐繫於本地知識主體折衝各方思想衝擊，跨越不同文化與認知型態間的翻譯和比較，其批判與回應之對象同時是本土也是外來。
本文以亞美研究在台灣的發展為例，思考台灣外文學門（暫稱「我們」）媒介西方文化思潮（暫稱「歐美」）的策略。論文從台灣學生與學者對亞美的認同（或誤認）談起，主張「亞美」雖然在名號上讓「亞」、「美」連體，移民與混血的過程在物質與身體歷史上讓「亞」、「美」難分彼此，亞美故事其實不斷延展與複雜化「亞」、「美」的距離和想像，亞美論述的發展，也從強調美－亞連繫，轉而鋪陳「亞」與「美」之內與之間的離心張力與「反同」（anti-sameness）潛力。為了釐清「距離」與「反同」在論述建構上的意義，筆者挪用了精神分析「同」中延「異」的立論方法，特別是「傳會」（transference）在談話治療裡讓自我與他者互相傾聽創傷，開展彼此感知時空的概念，探索亞美研究在「美」、「亞」之間建構的「弱勢傳會」路徑：除了具體的亞美移民、遷徙、與離散經驗形構了「亞」、「美」個人情感聯結，亞美研究作為一個論述場域，還介入了「我們」與「歐美」競合及協商的過程，從美國研究的一支，逐漸延展與分化為亞際與跨太平洋認知網絡開展的介面。論文最後提出「創傷歐美」的想像，企圖將「歐美」從台灣外文學門的強勢他者，轉化為一個類似亞美的動態複元場域，思考「我們」與「歐美」在彼此的弱勢經驗中，建立傳會聯結的可能。
自九○年代以來，美國族裔文學研究在台灣的興起，代表的不僅是自八○年代以來台灣英美文學界對美國學術知識一貫的積極引介和平行輸入，更似乎與當時漸成風氣的新興英語文學和後殖民文化研究，一同為台灣與「歐美」間的關係帶來轉變。美國族裔文學研究對文學傳統做為國家機器、白人中心主義和殖民主義工具所提出的挑戰，為台灣英美文學界開啟了不同的知識路徑和視角，成為反思歐美知識生產霸權的重要對話對象。然而，這樣的視角，是否已然根本轉化成台灣批判知識主體的一部分，而它又如何斡旋近年來與「國際接軌」的學術政策下不斷深化的美規知識系統和思維？本論文從2010年「亞美研究在亞洲：國際工作坊」出發，探討亞美邊緣聯結政治立足於台灣的願景和挑戰，尤其是以國族歷史為基礎的區域聯結想像。透過顧玉玲的在台移工書寫與古巴裔美籍作家葛西亞拉美華工書寫的文本對照閱讀，本論文進一步探討亞美邊緣不同「她者」的交會，如何呼應近來美國比較族裔研究對邊緣聯結政治的理論反思，為台灣英美文學研究在新殖民主義的夾縫間開展另類想像的可能。
台灣的外國文學研究約莫是在1960年代末期逐漸成形。回顧這段歷史過程，顏元叔是不可繞過的里程碑，不僅僅因為他是戰後台灣外國文學研究的前行者與開拓者，更因為他的批評範式與後來的「反西方」轉向巧妙地延續著五四一代學者的矛盾與張力，放在風雲丕變的1970年代與中國崛起前的1990年代，顯得極為特出。透過新批評的引介與比較研究的開展，他的文學評論、雜文與短篇小說一方面與冷戰時代的文化景觀與文學品味相扣連，另一方面又在人文主義的思想路徑上開展出一條以民族意識為根底的社會寫實路線：一邊批評中國文學的「印象式批評」傳統，另一邊深化現代主義的批判意識，進而形成了一條在文化內涵上植根於西方、卻在意識型態上反西方的批評進路。顏氏獨特的批評實踐一方面折射了冷戰構造的文化政治以及文學批評的建制過程；在與西方的接軌和交鋒中，它同時提出了極為重要的在地命題：文學的目的何在？研究西方所為何來？在台灣的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西方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作用？文學與社會（或曰「人生」）的關係又該如何理解和架接？這篇文章試圖以顏元叔的著作為中心來探索，西方或歐美作為一個知識客體，究竟在冷戰時代的台灣意謂著什麼？顏元叔文學批評的基底與方向何在？他的批評遺產對今日的外文（歐美）研究提供了什麼樣的反省？我們又該如何概括、評價與繼承？
1960年代的社會、政治及文化運動，對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知識生產政治，留下了深遠的影響：從學科形塑的基礎、知識生成的主體、知識研究的對象、到知識發生的所在，無一不受到挑戰、撼動；「西方」所據佔的霸權位置不斷遭到質疑；而新興學科、次學科則漸次崛起（例如文化研究、女性主義、及各樣「身份」研究），並在各地以不同的體制形貌出現。例證之一，是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於1980年代末成立的「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學程，其目的不僅是要促成學科分類的重組，更在於嘗試新穎的教學方法，反思智識權威的課題。然美國大學教育面臨的財務危機，囿限了這些嘗試的發展；過去這二十年來，許多學校被迫調整定位，越發往經濟邏輯靠攏，也因此大大壓縮了稍早年代的創意與自由空間。不過，這幾年經過大規模學生抗議活動之後，另類的教學方法再度受到矚目。而更多人對這些議題施以關注、積極參與，或許正可有效回應此刻的高等教育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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