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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記憶、主體性：王童《紅柿子》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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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身與分離：王童的《紅柿子》

自法農分析殖民地種族關係以來，在有關後殖民的討論裡情欲與性別位階一直被理論家視為與政治權力的運作有極密切的關係。透過廣義的政治解釋，情欲活動、性別關係常被解為抽象權力的投射。這樣的理論路線涉及兩個問題。第一，這是整個文化理論裡驅逐主體，顛覆真實的主流的一部份，卻明顯含有身體消失的可能性。其質主體想、像是身體與意義的中介，如果想像欲望抽離身體，變成只是權力的傀儡，權力本身反而可能本質化，成為不能解釋卻無所不在的力量。第二，隨著身體消失，接下來當然就是時間與公共性消失。這是後現代理論的老問題：太強調權力的操縱，結果就是經驗與記憶常被理論簡化為幾種基本情境，失去傳遞事與想像的可能。本文採用心理分析的觀點，特別是性分化的解釋與創傷理論的基本說法，認為主體與權力的關係可以表現為多重樣態，並非簡單的共謀、批判二分法所能處理。只有兼顧身體的真實性與想像意義，才不會抹煞主體時間與公共性的形成。電影《紅柿子》雖然並不處理情欲，卻隱含性別與權力關係的多重析辨，是極具啟發性的文化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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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柿子》、班雅民與回憶

本文擬藉班雅民（Walter Benjamin）的回憶理論探討王童執導的《紅柿子》有關個人回憶與文化記憶的辯證關係。本片描述將軍一家老小從大陸到台灣避難的種種生活片段，回憶成為主要的敘述架構，過去生活點滴構成本片的結構，呈現出「記憶的編織」。影片中的回憶主體藉由「追想」（Eingedenken），使潛藏在意識可及以外，或被遺忘、或遭壓抑的歷史被記起；讓被壓抑、掩蓋、埋沒的聲音顯現，使主體重新認識、解釋個人、社會或國家的歷史。回憶使過去與現在交會，一方面過去被憶起、得到拯救，另一方面現在則被賦與全新的意義，呈現出時間歷程對回憶的影響。班雅民的「辯證圖像」（dialectical image）便強調「現在點」（now-time）使得過去與現在並置，呈現完整的歷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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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影像與影響：關於《紅柿子》的回憶

王童於一九九五年發表電影《紅柿子》，將一個自中國大陸北方遷移至台灣定居的家族老小活靈再現。藉由輕鬆的敘述基調，透過小人物的生活體驗，輕描淡寫地反省並重現自一九四九年以降，國民黨的政權歷史。然而，將電影影像作為再現回憶的媒介，其中隱含了影像符號是否能指涉特定時空意涵的問題。同時，歷史時間與影片時間的必要整合，也影響了影像敘述與觀看的邏輯。事實上，回憶本身即牽涉個人認知意識與社會集體意識的互涉與對話，在這部既追求寫實亦注重回憶的《紅柿子》中，呈現出時間的影像與時間所帶出的影響，都關係著在《紅柿子》影片裡回憶的訴求。本文欲將王童的《紅柿子》視為展現班雅民式回憶的影像作品，首先探討時間的影像呈現法，並觀察在時間的影響下，回憶主體與觀者主體的互動及對話。再就以「紅柿子」為中心的電影主題，討論回憶物件所真之象徵意義，彰顯回憶的個人與集體關聯。試將片中回憶的訴求，作一種觀看經驗的躍昇；從個人到集體、從家庭、社會到族群，是否真的可以把私密與細微的回憶，延展成無私與寬容的經驗分享，交流於《紅柿子》的憶者與觀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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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回憶的救贖：《紅柿子》中的政治嘲諷、族群關係與原鄉情結

王童的《紅柿子》展現班雅民（Walter Benjamin）所謂的「迸現記憶」（involuntary memory）的特質，並指向一未曾符號化的創傷缺口，亦即被迫匆促離開故園的創傷經驗。影片的敘事多集中在臺灣生活中的點滴，呈現自國民黨政府播遷來臺之後的共同歷史經驗，然而故鄉的紅柿子卻是整部影片未曾直接述及卻時時召喚回憶主體的核心。雖則王童透過政治嘲諷刻意在點滴回憶中呈現族群間的共同經驗，此部電影的爭議之處在於回憶內容間的斷裂與族群經驗差異的問題。本文擬結合班雅民對創傷記憶的看法與拉康（Lacan）的精神分析理論來闡釋電影中的「記憶圖像」並將班雅民的風致（aura）視同精神分析中幻象（fantasy）的作用，指出片中的政治嘲諷質乃解除風致／穿透幻象的過程，進而探討《紅柿子》影片中回憶、政治嘲諷與族群關係等三個層面之間的相互關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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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的歷史：從《紅柿子》看懷舊電影的辯證圖像

本篇論文主要透過二十世紀猶太裔德國哲學家班雅民對記憶、經驗與主體認知所提出的哲學思考架構，分析導演王童於一九九五年的電影作品《紅柿子》。論文主要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借助佛洛依德對戀物的探討，以及文化評論者詹明信對懷舊與歷史感的分析，討論懷舊影像中的瑣碎敘事與戀物主體抗拒歷史／時間的暴力與破壞的企圖，《紅柿子》中的童年憶往，展現了懷舊主體藉由記憶建構企圖終結歷史時間的閹割，救贖被大歷史排除的破碎歷史記憶與主體自己；但這個懷舊的動作亦暴露了戀物主體在想像的完整性中求取愉悅的傾向。第二部份運用班雅民提出的「辯證圖像」（dialectical image）來討論經驗主體與物質世界之間的關係。電影中許多破碎、不連貫的場景，如同「避現記憶」（involuntary memory）中可能顯現的辯證圖像，等待主體的辨識與釐清。這些支離破碎的影像，一方面表露了符合意識型態正確的立場，另一方面也再現了被遺忘與忽略的歷史顯影。第三部份結語處則借用班雅民「歷史天使」的寓言，討論這部由外省族群觀點出發的懷舊電影所引發的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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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經驗、歷史與認同：以《紅柿子》與《紅磨坊》為例

電影是一種影像媒體，其表現方式以「蒙太奇」（montage）（鏡頭的拚接或跳接）為主。影像訴諸感官，易造成觀眾「分心」（distraction）（為個別鏡頭所吸引而脫離主軸），再加上鏡頭的跳接，使得電影敘事的「一貫性」易遭破壞。本文主旨在探討電影敘事的矛盾分歧，並藉這種矛盾分歧來闡釋班雅明及拉康理論中的一些觀念。本文首先就《紅柿子》一片中敘事的矛盾來探討班雅明有關「回憶」、「寓言」、與「歷史」的一些理論看法。一般的「回憶」通常預設立場，有特定框架。但由感官所引發的「迸現記憶」則破壞特定的框架，直指主體的「經驗」。主體的「經驗」通常與敘事框架相扞格，而產生一種「寓言」效果，破壞敘事主題的一貫性（意識型態）。敘事的分歧可說明歷史進程並非單向、直線往前的，而是多線互相纏繞的。而歷史進程的多向及多線性則和主體認同上的「分裂」相呼應。最後我們以《紅磨坊》一片來說明主體的分裂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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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落與縫合：以《紅柿子》等數部電影為例探討班雅民與拉康理論中框的邏輯

本文從班雅民關於時間、記憶與風致的理論出發，結合拉康派精神分析理論來釐清破壞與再成框的雙向必要性，並帶入王童1995年的電影《紅柿子》中一些相關議題：歷史框架的轉換、現代性與傳統的衝突、人文意義的破壞與傳遞、主體與歷史之間的辯證等。《紅柿子》本身在情節的安排與串連上呈現插曲式或分斷式的結構；本文則希望能在此種準（後）現代的散裂經驗與記憶結構之中找到抗拒、重建與溝通的動力。除此之外，本文也兼論及《紅磨坊》、《臥虎藏龍》、《白色情迷》幾部電影作為對照之用，以資說明《紅柿子》所呈現的「框」（入櫃）與「無框」（出櫃）的深層辯證性。本文基本上認為，《紅柿子》可說是提供了另一種思考「出（後現代）櫃」或「走出出櫃」的方向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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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岩〉喬伊斯的愛爾蘭後殖民衆生相

本文從後殖民的角度出發，檢視《尤利西斯》第十章〈遊岩〉中的殖民眾生相，並探究都柏林這個殖民都會空間中，殖民與反殖民意識的權力糾葛關係。文分三部分：第一，從總督大人和康米神父與殖民地人民的互動關係，探討「一僕二主」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運作，與溫柔暴力所呈現的殖民弔詭；第二，以殖民「凝視」與「迴視」（the return of the gaze）的機制，探討民族主義人士、中產階級與從屬階級的都柏林市民，如何以不同的態度來表達殖民地人民對殖民政權崇拜、仰慕、冷漠、鄙視、仇恨等複雜的反應；第三，挪用班雅明的「漫遊者」（the flâneur）理論，說明掙扎在麻痺與覺醒之間的愛爾蘭人民，面對殖民霸權宰制，以不斷移動的漫遊策略來規避殖民政權的凝視，並藉此尋求後殖民主體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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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對等到差異－解構詩歌翻譯的界限

「詩不可譯」的觀念，源自一種以原文為主、譯文為次的思維方式。詩歌翻譯若能超越這種主次關係，以翻譯目的為首要考慮，就能展現「不可能的可能」本文嘗試縱合詩歌翻譯及研究之目的，檢視詩歌翻譯涉及的五種可能性：重現訊息、文學評賞、文學創作、文化研究、語言解構。這五種取向反映了詩歌的譯者或研究者從對等步向差異的求索過程－從對作者的忠順，走向對原文的悖逆；從對源語的考究，走向對譯語的解構；從對語言學的應用，走向對文學、文化、語言哲學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