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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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受到當代政治思想存有論轉向影響的研究者，採取存有論的角度詮釋、檢討法國思想家洪希耶的政治書寫。相對而言，認真思考洪希耶在晚近的書寫中對政治存有論的批評，並進一步透過這些批評探討其歷史與政治書寫獨特性的研究者，則不多見。本文的目的即在於疏理洪希耶的歷史與政治書寫，說明其書寫與政治存有論雖有若干共同關注，但是藉由知識創作論與政治創作論證明平等預設，毋寧才是其書寫的底蘊，也是其抵抗政治存有論誘惑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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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哲學思考中，「虛構」被視為思考可能重新展開、並趨近無限運動的界限概念。虛構作為「本源的缺席」，使任何由此展開的論述都同時是轉向他處的另類思考，並使思考陷入無限運動。說明「虛構」如何可能造就差異思考的無限迴圈，便是本篇論文最主要的企圖所在。本文以布朗肖1981年的作品《從卡夫卡到卡夫卡》作為出發點，分析他如何透過評論卡夫卡的作品而鋪展「書寫」與「虛構」間的共謀關係，即卡夫卡的文學虛構如何可能召喚更多虛構的共謀者。全文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以闡述《從卡夫卡到卡夫卡》的特異處，說明書寫虛構的起點；第二部分針對卡夫卡作品中虛構書寫的可能，提出布朗肖如何具象化卡夫卡之虛構；第三部分透過卡夫卡及布朗肖之間的多重虛構，探討虛構作品及虛構作者間的必然及必要性。本論述以虛構書寫為中軸，透過耙梳布朗肖之《從卡夫卡到卡夫卡》分析法國當代思潮驅力，以期最終導向虛構作為檢證概念思考之思考運動，亦即從「書寫及虛構」到「書寫即虛構」的論證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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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行者》（Stalker, 1979）是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 1932－1986）在蘇聯拍攝的最後一部作品，情節講的是一趟帶有科幻意味的冒險旅程，實際內容是探討物質文明過度發展所導致的精神失落與心靈危機。在此前提下如何把握影像中的時間關係和空間關係，使其融合在一個能為觀眾認知的具體的整體中，好將電影主旨清晰呈現，是導演最大的挑戰。本文試圖藉由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的時空體理論（chronotope）來分析《潛行者》裡的冒險旅程：它虛虛實實，似真又假，充滿不可思議的艱辛，反映的正是道德真空下心靈危機的圖像。藉由這一趟前往房間（Room）的旅程，塔可夫斯基再次展示了真實和想像邊界的荒謬性，完成了對時間連貫性的訴求，同時開啟了他以電影藝術對抗精神失落之路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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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探討韓裔美籍作家凱樂（Nora Okja Keller）著作之小說《慰安婦》（Comfort Woman），關注殖民與戰爭暴力下，歷經性壓迫之逝者與倖存者。小說透過一對母女平行的敘事，揭露二次大戰期間韓國婦女被迫成為日本殖民政府軍隊的性奴隸，在此暴力壓迫中死去的冤魂糾纏著敘事者／母親／倖存者，令她回應其需求，而敘事者／母親／倖存者也因此成為召喚亡魂的靈媒，跨越生死交界。當母親去世之後，另一敘事者／女兒透過逝者／母親遺留下來的錄音帶，藉由已逝母親的聲音，得知其曾是慰安婦的經歷，而女兒的哀悼可視為對逝者／母親的回應。本文挪用德希達對於死亡、逝者、哀悼的討論，將德希達的哀悼論述與小說文本並置，檢視小說中鬼魅他者與哀悼的倫理意涵。一方面小說文本呼應德希達之「不可能的哀悼」，卻又是必要的責任與回應，因之如何理解逝者與鬼魂之無限差異，如何在哀悼中挪出空間以包容死亡帶來之無限差異，成了小說中哀悼者的倫理課題。另一方面，小說文本亦指出不同的鬼魂樣貌與哀悼軌跡，鬼魂不僅是不可知的他者，亦可能具備行動力；而哀悼之中，生者不全然企圖將逝者納入自我的記憶，反而釋放自我的意識，走向逝者／他者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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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團圓〉與《英雄兒女》為討論文本進行比較研究。小說〈團圓〉是巴金在1961年8月於《上海文學》發表之作品，文本的時空背景設定在韓戰時期的朝鮮戰場，內容反映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之歷史精神。1964年，毛烽與武兆堤根據〈團圓〉進行改編，並由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成電影《英雄兒女》。然而，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啟後，〈團圓〉被控「鼓吹和平主義」受到批判；《英雄兒女》則被控為「宣傳戰爭之恐怖」。筆者認為，當我們閱讀〈團圓〉時，應將其視為巴金在政治意識與人道主義精神之間的「協商」。相較之下，電影《英雄兒女》則在創作上與當時電影的政治批評顯得密合。不過，在政治環境瞬息萬變的「十七年」與文革時期，文藝創作者似乎難有一套足以安身的創作規則，在巴金與毛烽身上，我們看到那代中國文藝創作者之無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