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耙梳德希達（Jacques Derrida）關於見證、虛構與哀悼的思考，本論文認為文學文本作為證詞肩負三個重要的工作。第一、它能藉著虛構提出虛擬的真相，呈現一些雖未實際發生、但卻真實存在的經驗。換句話說，文學證詞不同於歷史證詞，並不需要和史實相對照，但卻能在其所開展出的虛構居所裡，讓一些虛擬的可能性存在。第二、此「虛擬的可能性」即指涉死亡－事件糾纏不去的鬼魂性，讓即將到來的死亡與早已發生的死亡在文學證詞裡相遇、縫合。第三、文學證詞不只揭露、估量角色自己的死亡，還必須哀悼那些已經不在場的他者／逝者，尤其是那些沒有名字、無法在歷史中確認身分的他者／逝者。透過此角度閱讀翁達傑（Michael Ondaatje）的《菩薩凝視的島嶼》（Anil's Ghost），我們可以發現，帕利帕拿（Palipana）的「狂舉」的爭議性不在於他偽造任何歷史文獻，而在於他以自己的角度詮釋未被任何典籍註記的岩畫。所以一方面，他創造出的虛構文學證詞和歷史事件相平行（見證已死亡的歷史事件──六世紀的岩畫），但另一方面，這平行拉出的虛擬空間，容留了未能在歷史上驗明正身的人物與事件。這重要的伏筆提醒了我們文學證詞所需肩負的文本政治與倫理工作，所以翁達傑再透過安南達（Ananda）重建「水手」的臉龐告訴我們：這個虛構的創作／文學，作為安南達的證詞，依然可以傳遞虛擬的真實，並向正義的第三方（讀者、國際勢力⋯⋯）呼求協助；更重要的是，它得以讓更多的他者／逝者，尤其是那些沒有名字、辨識不出身分的他者／逝者，都能在文學書寫死亡的熱情場所中安息。
部份學者指出，自1980 年代開始，由於德希達關注一連串關於民族主義、女性主義、死刑、民主、好客等議題，因此認為「解構」的晚期發展與德希達早期著作的風格有所不同，而將此視為「解構」的倫理或政治轉向。在這脈絡上，有別於認定解構分別呈現出倫理意涵或政治意涵，甚至存在所謂「轉向」，本文主要工作在於闡釋解構的「倫理－政治」意涵。透過德希達思考語言活動、認識活動及建制活動的「準先驗」圖式，本文將其曾反覆論述的「延異」、「痕跡」、「絕境」等語彙，編織成不同的引線，進而闡釋解構的「倫理－政治」意涵。藉由反覆強調作為準先驗的「延異」，一方面德希達重新置換了傳統對於「倫理」、「政治」概念的內涵，另一方面則轉化傳統對於「可能／不可能」的思考。其試圖藉由「他者」的「殊異性」以非辯證的方式調合西方形上學中關於普遍性與特殊性衝突與對立，本文認為這正是解構的「倫理－政治」意涵之底蘊。然而，這卻需要一種關於「也許」的嶄新體驗或思想。
本文將以德希達談論的「可能－不可能」的「雙重纏繞」為起點，說明「可能－不可能」是向他者的開放與邀請，不－可能與疑境，以及由此而產生關於無條件，是作為德希達倫理政治哲學的核心，德希達正是在不－可能的這個概念下，開展了它有關於無條件好客、友愛政治學、寬恕、禮物、將臨的民主、解構的正義等有關倫理－政治的哲學。「不－可能」的重點不在於成為可能，而在於必須改變或轉換對於所謂的「可能」的概念。德希達想做的就是解構可能與不可能的經驗界線。「可能－不可能」這種在二者之外的可能，這種以不－可能亦如同可能的可能，德希達賦予了它一種基進性。他認為唯有在可能性中持續著不可能性，才讓可能性不斷進行，而這種不中止，這種以幽靈形式存在的不可能性，才讓事物超越了原有的結構和經驗。不可能性作為可能的最前沿，讓事物永遠處於將臨，不可能作為一種補充或幽靈，朝向未來的開放，而這將有助於我們思考，面對他者時，是否有一種超越現有法律與制度，更加正義與民主的可能。
有關海德格政治思想的議題向來是個眾說紛紜且充滿激情反應的研究領域。以往不時有海德格的批評者力圖將其哲學思想與納粹主義給掛勾起來，但總會立即激起另一些研究者指責其批評牽強附會或不夠嚴謹。主要的原因正是在於其缺乏充份的文獻資料可供佐證。德希達係在1987 年的《論精神》一書中以一迂迴的方式處理此一難題。他抽絲剝繭地追蹤海德格宣稱應當避用、卻又仍在其文本中不時使用的“Geist”（精神）概念，從而揭露出海德格如何試圖透過區分“geistlich”（屬靈的）與“geistig”（精神的）這兩個德語形容詞來自圓其說，以及海德格在其思想發展過程中如何曾一度與納粹主義之精神有合拍處。本文試圖闡明德希達對海德格的詮釋，並指出其政治性的解構策略不但能揭露出海德格在晚期迴避公開談及的政治態度，更還能在一政治性脈絡中揭露出海德格的哲學「轉折」。故德希達傑出的海德格詮釋實可作為一例以令吾人重新思考一經典的詮釋難題。
淡水河畔的獨立書店「有河book」創立十年來，已舉辦近二百場「玻璃詩」活動。書店主人邀請文字創作者在店內面河的玻璃窗上寫詩，並以攝影及文字側記方式記錄過程，製成網頁。而每隔幾年，書店又另將玻璃詩集結成冊出版。玻璃詩在出版資本化時代護衛文學的空間，幾乎讓所有事物皆成為文學的載體：不僅印刷、玻璃、書寫、攝影、網路是媒介，身體、風景、動物亦然。其基進之處，不在人與山水景色的相融相輔，而是各式媒介對文字接力傳介所產生的主體性外翻效果：媒介的物理屬性交相作用之下，不是烘托出一個有機整體，而是暴露每一種媒介各自的界限。本文將參照當代媒介理論幾個重點，借玻璃詩思考關於文學生產的幾項命題，包括「作者」及「原創性」概念的重新整理、書寫與書寫主體內在性的扣連或斷裂問題、文學的媒介性等等。簡言之，本文企圖思索傳介概念在媒體研究之外更宏觀的理論可能性，尤其是對文學人可能的啟迪。本文主張將「傳介」理解為關係本身，而非僅是關係當中的中介。以玻璃詩為例，各媒介透過物理層次特殊性所傳介的，除了是文字信息，更是各種文學關係。然此關係性亦包括了「非關係」：詩人的身體與文字、環境之間的交疊並置，在科技媒介效應之下，並非彼此再現、指涉，而是相互鄰近、穿透，甚至消失在彼此之間。媒介特殊性曝顯媒介界限，卻也直指溝通的真義。
隨著美國正式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移民之忠誠度也遭質疑，民間仇日情緒高漲。1942 年，美國與加拿大政府以國家安全之名，分別大規模強制遷移境內的十一萬餘與兩萬餘日裔居民。這些一世與二世日裔被發配至拘禁營區集中監督管理。此事件在日裔族群的平反運動努力下，終於在八零年代末獲得國家道歉。儘管如此，在當局的歷史敘述中，拘禁營事件仍被塑造為在當時不得不然的措舉；官方的歷史敘述致力淡化這段往事，而日裔社群則以不同方式記錄與回應這個集體創傷。本論文檢視八零年代北美日裔劇作中的拘禁營書寫，透過山內若子、潮見瑞、五反田寬三位日裔作家，分析其作品中流露出的拘禁營印象，以及不同世代的作家如何轉化此歷史傷痕。1924年生的山內若子在事發當時為十七歲左右的少女，有切身經歷，而在戰爭結束數十年後，其作品仍充滿孤絕隔離意象，其劇《12-1-A》直接描寫營內的生活，歷史見證意味濃厚。1947 年次的潮見瑞，其《黃熱》寫的是冷硬派偵探辦案過程，亞裔偵探在舞台上雄姿英發、展現智謀；調查當中牽扯出70 年代加拿大民間殘留的反日情緒，「前事不忘」成了破案關鍵。1953 年生的五反田寬，其家庭劇《洗》寫一對老年面臨離婚危機的日裔夫婦，老夫老妻壓抑的情感回憶中，也點出拘禁營的過往。本文並置三個不同世代的日裔劇作，試圖呈現不同世代的日裔在八零年代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回憶、想像、塑造、傳承這段過往。在美國官方尚未為此事件正式認錯道歉之前，這些劇作的出現別有一種迫切性，劇場也成了觀眾與劇場工作者集體回憶、癒療、折衝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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