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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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烏於一九八零年代後期宣稱「哲學的回歸」，目的是在「哲學已死」的後現代喧嘩中重申哲學的主要性。巴迪烏運用兩種方式重申哲學主要性，一種是正面定義哲學所處理的議題與任務；另一種則以負面論辯形式，透過對非哲學立場（包括詭辯學與反哲學）的標記，重新思考現代哲學關於存有、主體與真理三大主軸。本文在巴迪烏真理哲學的背景下，以尼采的反哲學為經，大政治為緯，論述巴迪烏筆下尼采的特異性，其侷限與對哲學的啟發。論文分為三大區塊：第一部分討論劃界判準的分類問題；第二部分處理海德格與德勒茲對尼采的閱讀與巴迪烏對兩人的批判，藉此突顯巴迪烏閱讀上的介入性（非註釋性）之策略；第三部分闡述尼采作為反哲學家如何構思一種新的（反）哲學與（大）政治的關係，並佐以巴迪烏的真理哲學做對照。論文結論指出，雖然巴迪烏對尼采的評論都是在真理哲學的基礎上展開，但反哲學對哲學本身的定位仍有無可取代的意義，絕非是可有可無的附屬衍生品，也不是單純成就哲學回歸的次要範疇。巴迪烏強調，反哲學是哲學回歸與轉向不可或缺的形構性條件；哲學並非先於反哲學，事實上，「哲學永遠都是反哲學的繼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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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烏認為當代的幾股哲學思潮太過強烈地致力於多義性和語言的多元性，將哲學納入對語言的思考，結果則是以多元意義的理念代替了真理的理念，因此必須扭轉這樣的現象。是以，他必須思考一種新的主體學說，他並不同意傳統哲學中將主體視為某種本質化的實體，但也不同意將實體視為幻覺對其進行批判或將其解消，相對地，巴迪烏強調主體的變動性，主體顯現於一系列程序後的集合。巴迪烏認為，他對主體的主要工作，便是說明如何在一種不可辨識，不可區分的事件出現之際，透過多之實存、力迫、集合等數學本體論的概念，實踐主體理論。類屬程序的主體讓政治主體保持能動性，即他既成為例外，亦可在例外中重新運算，以此對原先的非存在重新命名與重新理解，並因此拆解既有的情勢結構。政治主體是通過一連串政治活動而形成的集合，並且在不斷的生成過程中，不至於成為惰性的政治主體，主體因此無法特定命名，無法被編碼，這種情況才能避免極權或作為專名後失去了動能，即政治能動性不會因為自己被編碼於某種政黨，而失去了政治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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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巴迪烏以其六○、七○年代毛派馬列主義立場對於安那其主義多所批判，但本文主張透過關照他整體的政治本體論，開展他的思想和安那其思想與實踐之間的對話與交集。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究巴迪烏與安那其主義之間（錯失）的「遭遇」，這意味著彼此之間複多且不確定的關聯。本文將首先描繪當代安那其的理論情境，接著扼要地闡述巴迪烏的政治本體論，聚焦於事件與主體產生的條件。接下來討論巴迪烏如何回應、重訪包括巴黎公社和近年的「阿拉伯之春」，從這些起義、暴動和革命事件辨識新的政治主體、政治組織、甚至想像未來的可能性，不存在的如得以存在。最後我將以阿圖塞的機緣唯物論為轉接，探討巴迪烏與當代安那其行動組織「隱形委員會」（the Invisible Committee）是否有任何安那其同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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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迪烏認為，作為共產主義運動再發動的文革，為陷入困境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提供了一套解決方案。不意外地，「反動」因此成為1996年6月到10月這段文革時間的核心概念。在毛、黨機器與紅衛兵運動的三方角力中，何種領導的作為屬於革命、何種又屬於反動，這是這段時期毛認定的主要矛盾所在，魯索所謂「支持或反對政治組織的無限繁衍」，正是從這個主要矛盾中派生出來的重要議題。但支持或反對或許不是重點，如何支持如何反對才是關鍵所在。面對群眾運動，黨國機器的負責幹部究竟是被動因應，還是主動領導？組織運動時的各種考慮，究竟是為了達成健全黨國機器、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戰術目的，還是為了過渡到共產主義，完成搗毀黨國機器、為國家的「凋零」創設條件的戰略目標？如本文所示，文革初期的毛堅定選擇了後者，中立或妥協並不是以回歸無產階級專政本體為念的領導人該有的選項。從6到10月，不管是對黨國機器一以貫之的批判，還是從賦予紅衛兵運動「毛之名」到撤回名號的轉折，毛反反動的立場從來沒有改變。借用巴迪烏的概念，從夏季到冬季的三次非制度性集中與命名舉措，目的無非是讓文革創始「事件」得以延續，極大化紅衛兵「脫離於黨機器」的造反能量。或許反過來說會更精確：在黨國機器的反動戰術一一出台之際，承接、固定、並放大造反能量的三次「刀切」，接續活絡了停滯下來的文革時間，遭到黨國機器與紅衛兵運動接連阻滯的運動因而「有所發展」，打開了1966年的夏季得以朝冬季綿延開展的可能性。同樣的道理，在「天下大治」等現實原則的催逼之下，1967年開春之際文革運動突然急轉直下，主要的原因在於毛修正了原本堅定的「集中」原則，「毛之名」倒向舊黨國機器的結果，甫開啟的文革時間也隨即遭到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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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勞動力的需求，台灣近三十年引入大量外籍勞工。截至2017 年底為止，台灣官方統計顯示在產業界以及社福界的藍領外籍勞工人數已經高達671,228 人，比起五十四萬人的原住民人口還要多。此外，逃離雇主而成為無證件外勞的人數高達52,322，無國籍兒童亦有7,929人。這些有證件或是無證件的外籍勞工並無法完全獲得勞基法的保護，時常被虐待，無法爭取共居社會應有的承認與平等權利，甚至構成了被合法化的現代奴隸制度。這些居住於此處卻不被看到，也無法平等參與社會的隱形社群，構成了新自由主義時期的內部殖民體制，不僅是底層人民之外的底層，也挑戰了共同體公民權的問題。本文探討這個屬於此地卻又不被計算的隱形居民，以甚麼方式暴露了邊界政治與公民排除的負向政治範式，以及我們要如何以哲學思考與理論實踐回應這個問題。本文提問起點，在於當前新自由主義社會的資本流動如何促成了勞工的大量移動，以及公民排除的操作機制如何與當代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社會的無意識負向政治範式共構，從而對應於各種隱形居民而形成了新奴隸制度與內部殖民體系。為了進行上述問題的理論分析與實踐模式，本文首先藉由馬札德拉與尼爾森所分析的物流系統與後勤部署（logistics），解釋這個全球操作系統。其次，本文梳理了法國哲學家巴里巴爾與巴迪烏的相關論點，討論這兩位積極介入隱形居民以及邊界政治的思想家，如何以理論化的方式，分析這個屬於此地卻又不被計算的隱形居民問題，以及如何提出他們的解決方案。本文指出，巴里巴爾與巴迪烏各自針對普遍性命題而展開的辯論，在巴里巴爾所提出的邊界民主化以及巴迪烏的拓撲集合論與數學本體論之處，形成了獨特的理論結盟。最後，本文回到中文脈絡，指出章太炎曾經提出的經緯組織以及河床空處的構想，恰恰以結合莊子與佛教思想的觀點，解釋了巴里巴爾與巴迪烏的動態普遍性以及拓撲理論構想。本文提議將台灣視為經緯組織以及河床空處的動態拓撲空間，以便能夠重新思考平等公民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