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嘗試以當代女性主義文本閱讀的雙重提問──「文本裡有女人嗎？」、「女人裡有文本嗎？」──為出發點，切入張愛玲為其第一本小說集《傳奇》所寫的序言〈再版的話〉。全文分為三個主要部份。第一部份處理〈再版的話〉中「蹦蹦戲花旦」的末世寓言，展現其如何擺盪在「棄婦」與「蕩婦」的曖昧不確定性之間，並由此牽帶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法父權位置。第二部份將此宗法父權的批判，從文化機制延伸到語言機制，一探〈再版的話〉如何引經據典、如何重複引述，如何在語言延異的過程中「時過境遷」。第三部份則將此「看不見的纖維」之重複引述，延伸到張愛玲所言「感情的公式」，拉出從《詩經》、《白兔記》到〈傾城之戀〉所呈現「棄婦」感情公式之變易。而「去宗國化」乃是此女性主義文本閱讀的主要意圖，嘗試同時解構宗法父權作為文化機制在性別意識形態上的掌控，以及宗法父權作為「陽物理體中心」之語言霸權。
本文以班乃迪克提出的「恥感文化」（shame culture）理解詹姆斯在《仕女圖》中所再現的個人主義與舊歐洲群體主義間的衝突，分析小說將戲劇內斂於女主角伊莎貝兒心理的恥感美學。藉由自由間接引語，詹姆斯似欲以個人內在性（interiority）的確立對抗群體主義文化加諸在伊莎貝兒身上的從眾壓力。然而內在心理世界與外在現實的二分畢竟失之武斷。透過賽菊克所提出之周圍操演性（periperformativity）概念，筆者主張伊莎貝兒在自由間接引語中使用此類言說反抗恥感社會戲劇性將人視為運作工具或欺騙對象的傳統操演語言（performative language），形成在戲劇性邊緣反戲劇性的辯證結構。由於周圍操演性語言遊走於描述與操演之間的中介性，使得伊莎貝兒的自由間接引語往往產生無法明確辨識的戲劇性效果，因此解構了內在心理與外在戲劇的二元對立，我們可藉此檢視小說的開放式結局如何演繹此戲劇性／反戲劇性的複雜辯證，並自其中析辨詹姆斯將心理溶併於世界的愛默森式個人主義傳統。
本文從情感政治觀點探討東南亞移民工書寫與台灣人權發展間的（不）可能性。近年來，學者與社運人士多將東南亞移民工文學的生產視為台灣人權實踐的里程碑；創辦於2014年的移民工文學獎，更被視為移民工發聲、賦權的重要文化場域。本文將收錄於文學獎得獎作品集的評審感想和得獎者感言視為文學獎作品的副文本，探究文學獎副文本如何挪用人權論述建構特定的閱讀框架，中介、動員讀者對東南亞移民工的情感結構。本文前半部從文學獎副文本所提供的閱讀脈絡，探討在台灣社會經濟發展脈絡下，移民工文學獎的生產與再生產，何以成為台灣國族身分認同與國家建構的文化場域。本文後半部聚焦於文學獎作品對於移民工人權的描繪與想像，從遷移和向上流動敘事的角度切入，探究東南亞移民工書寫如何透過真實與擬真的家人關係，重新勾勒移民工群體與台灣社會的情感結構，挑戰台灣在地以公民身分和國家建構為出發點的人權論述，並進一步想像超越自由主義個體化的基本人權。
自愛滋作為想像之敗德隱喻所導致之社會集體暴力與歧視迄今仍在，除卻污名的行動與根深蒂固的污名想像長期衝突，導致愛滋社群之基本權益與相關議題仍處危機之中。以愛滋為題的劇場作品近年日起，四把椅子劇團之《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2017），不以愛滋病徵為論述主題，而是聚焦於愛滋在風俗想像與醫療操作之中受到物質化之動態過程，並以紀錄片拍攝之後設結構，凸顯當代愛滋社群結構的凝聚與潰散。如此同時進行之凝聚與潰散，指向本文所謂當代愛滋社群與運動困境悖論的核心。本文首先梳理愛滋社群政略悖論之脈絡由來，檢驗當代國內外愛滋戲劇之發展情況，試圖勾勒台灣愛滋劇場長期以來之外部接合與內部運作，以及可能之困境。本文接著聚焦本劇所形構之敘事主體衝突與史學史酷兒時間性，提出當代弱勢社群抵抗戰術的可能草案，並更關鍵地指出一種得以將愛滋社群政略悖論與動態社會發展之間相互關係納入考量的正義政治的迫切性。
社會科學已從社會韌性的角度，提醒我們應留意原住民族詮釋災難以及自我復原的能力，本論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原住民的災難書寫如何成為社會韌性建構的一部分。相較於抗議主題，好茶族人奧威尼．卡勒盛將目光返回部落自身，透過書寫思考因風災而不斷遷徙的族人如何形塑災後的文化身分，並在其中重新出發。作者重返舊好茶並寫下回家的故事，作品中不只重新界定「古茶布安」（舊好茶）的文化意義，也援用西方基督宗教教義詮釋「家園」再生成之契機。作品內容見證了文化身分的進程，也發揮書寫形式作為一種銜接、表演與翻譯之載體，由此回應人類學者詹姆斯．克利福德提出原民振興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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