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學/CHUNG WAI LITERARY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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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導演的紀錄片創作，自1990年代末期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發展。台灣社會在這期間進一步捲入全球化、資本流動，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的體系與環節。而生活於偏鄉的原住民族社群則歷經政治、經濟與文化的急速變遷，從中浮現的社會衝突，以及關於生存權利的尖銳議題，成為近年原住民族紀錄影片的重要主題。《最後12.8公里》與《原來我們不核》在面對「道路修築與否」以及「核廢料貯存場」如此意見分歧與不同訴求的衝突情境，排灣族導演撒舒優．渥巴拉特透過影音序列的建構，安置在地族人的不同觀點、立場或認知框架，並在公開映演的各個場合持續發酵與延展。作為物質與媒介的道路與核廢料，在影像媒介的內部與外部發出其獨特的聲響，進而與影片的敘事、觀點產生共振。《最後12.8公里》以及《原來我們不核》兩部紀錄片描繪與中介了台灣原住民族所遭遇之現代性課題，在地族人如何援用傳統作為因應，以及從中產生的多元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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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初急速後工業化的中國大陸都會城市的邊緣窘蹙地區聚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人口及弱勢底層民眾，其中有一群生理男性相繼以扮女裝的「妖」賣淫方式謀生。就在此一妖群體興起的時空裡，中國大陸同運積極打造政治正確的性／別主體性，以便對內建立中國家庭主義特色的同性戀正典化，對外與以西方為中心的全球LGBT運動接軌。換言之，正當在地同運戮力向上提昇之際，弔詭的是，底層賣淫的妖群體卻是逆勢而行，向下探底，持續磨礪出一種無視性／別文明化與進步性的頑強淫鄙姿態，並以其山寨性／別模組化展現惑亂了在地關乎西方現代性／別身分認同政治的知識中介及各就其位的性／別主體打造工程。本文採取結合深度訪談及參與觀察的民族誌研究方法，一探當代中國大陸妖的山寨性／別模組化展現及其惑亂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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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從三個例子討論晚清性／別知識重構過程中某些感知框架作為中介的問題。其一，當英文sex尚未普遍譯為「性」時，本文以譚嗣同（1865-1898）《仁學》（1897）為例，觀察他如何討論「淫」而帶出現代視為「性」的內容；其二，本文考察將英文sex翻譯成「性」字之前的一點歷史遺跡，並觀察知識敘述中介之作用；其三，以馬君武（1881-1940）1903年翻譯彌勒約翰（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文本脈絡，觀察今日視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理論者曾經如何與社會主義糾結的種種遺跡。透過這三道遺跡的討論，看出中介帶出的特定知識形構，以及遮蔽的事實與關係。本文一方面呈現知識對象，同時分析知識用語，說明這些知識如何並非直接知識，而是經常被西方現代性所構築的「傳統與現代」的關係所中介，且本身又成為這種關係的中介，構築了落地的現代與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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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從陳光興在《去帝國》一書中關於參照對象向亞洲「轉移」的概念出發，閱讀在亞洲之間思想遭遇或是「糟」遇的歷史中的一個「負面性轉移」案例，也就是瞿秋白與泰戈爾在1924年的相遇。事後來說，這個短暫相遇中的負面性轉移卻有著長久的效果，彷彿瞿秋白當時激烈批評泰戈爾的小說《家庭與世界》卻成了他自身在歷史中悲劇命運的預言——「過去的人」在歷史必然中走向毀壞的不可免命運。而我想回頭閱讀竹內好思考「作為方法的亞洲」時亞洲如何作為中介的負向客體來思考這樣轉移的時刻，並由此回頭梳理閱讀亞際文化研究從「亞洲作為方法」（陳光興）到「亞洲之間的方法論」（寧蒂珠）的論述轉移，以及這兩個歷史瞬間的文化政治情感挫傷與化為行動的絕望。藉此，我希望賦予亞洲之間思想遭遇中的負面性時刻新的價值，因為「轉移」從來不只是樹立替代性的認識框架，而更是那開展了有情工作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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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敘事分析方法閱讀三種文本──連續劇、專題訪談、英美語界四篇女性主義文章──藉以探討妓妾與妻之身影如何再現於時刻連動的光譜，亦即民初開始朝向平等專偶婚姻轉型的一夫一妻制度。在這三種文本裡，《艋舺女人》連續劇以及尤美女律師的一則訪談各自觸及1997年台北的公娼抗爭運動以及牽連的婦女運動「家變」，而四篇美國女性主義介入婦女、同志運動的文字，在四十年前的冷戰尾端思索著全球女性、同志連結的可能基礎──婚姻買賣之結構壓迫、父權暴力與男性特質、父權與男「性」讓女性墊底的性暴力與剝削，以及新興「性」族群的多元民主與倫理的建立。本文企圖說明，英美語系女性主義理論的譯介，讓婚姻制度在特定區域之歷史過程隱形化；婚姻轉型中介下，女性親密勞動之移動、移動的連帶，以及傳遞與分工，在連續劇、訪談、理論文字譯介中承受了女性主義加速進步敘述下的性污名甩尾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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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詩集《語言柵欄》（1959）與《無人的玫瑰》（1963），策蘭被西方哲學、神學裡「虛無」這一觀念深度侵擾。這一方面表明策蘭拒絕與戰後歐洲和解，但更深層的原因可能還在於策蘭企圖把「虛無」從包括海德格在內的本體－存在論闡釋，以及猶太教卡巴拉神學的超越化中分離出來。策蘭將海德格所稱的「虛無之虛無化活動」變得可視、可觸，以帶出「無」在神學、政治與存在論上的隱蔽運行。策蘭中晚期詩裡沉重之物的自由懸浮不僅是一個天文或神秘學現象，從存在論上看，它帶有尼采式虛無主義的印記。策蘭終生研讀的哲學家很可能正是尼采，其虛無主義和永恆輪回學說深刻影響了策蘭詩。如果尼采的問題是如何從宗教、道德和形而上價值裡解放出來投身於生命之創造，那麼策蘭的問題則是如何以詩悖論地「凍結」虛無於瞬間，把虛無再一次帶入一種站立或終止。策蘭詩作敞開於虛無的時刻，懸浮其中，與其說「完成了」虛無主義，不如說把虛無主義本身維持在一個非虛無主義的視野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