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紀初台灣文學創作似有一股潮流正在成形：千禧世代作家刻意調度台灣文學資源，訴說台灣文學相關故事，彰顯「台灣文學傳統」這個概念，強調「傳承台灣文學」的書寫位置。在這之前，台灣文學作品裡鮮少提及前輩台灣文學作家或作品，遑論有意識地引用、對話、挑戰、改編等等。本論文探討這個台灣文學創作新趨勢所涉及的幾個問題：「傳承」的意義為何？千禧作家開發什麼樣的寫作模式與策略來傳承台灣文學？如何重新定義「台灣文學」、「台灣文學傳統」、「台灣文學史」的概念？何以這個現象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出現？為何這個趨勢的主要推動者幾乎都是1980世代的千禧作家？這個現象是否宣示了某種新台灣文學的誕生？本論文以楊双子的「花開」系列創作、何敬堯等五位作者合著的《華麗島軼聞：鍵》和李時雍等十二位作者合著的《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這兩部作家集體創作來探討這些問題，以及在此文學趨勢下帶出的台灣另類文學史寫作模式。
本文以澳門劇作家兼小說家李宇樑的兩部長篇小說，即《上帝之眼》（2008）和《血色迷宮》（2019）作為研究對象。通過文本細讀、脈絡化的論述分析，以及與新自由主義、社會監控論等理論的扣合及對話，所欲企及的目標有三。其一是梳理並解讀貫穿李宇樑長篇作品的環狀敘事策略，體現為文本內部人物、情節、對話及物件等諸般元素的設計，也表現為「角色／地域」象徵系譜的建立，以及「上帝之眼」和「屠房法則」這兩個核心意象的多重解讀可能。其二，則是探討以賭興家的澳門，其特殊的地方感、空間與產業結構，如何被收束進文本的敘事之中，呈現為掌控權力的「賭場／全控機構」與「賭城／屠房」的一方，以及將弱肉強食的「法則」內化，在其中備受宰制的勞動、逸樂、加害或受害之軀體的另一方。最終，也期望藉由本篇論文，使澳門文本得以踰越此蕞爾小島的物理侷限，擁有超越「血色迷宮」的發聲舞台，以及在「上帝之眼」的監視範圍外，言說與展演自身的可能。
本文探討被稱作「鄉村哥德」的當代恐怖敘事次文類中「鄉村惡童」的形象發展，尤其聚焦在具有強烈獸性特徵的「鬼畜小獸」類型，文中探索對此形象發展產生影響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並討論其對哥德文類與童年書寫的更新和顛覆，以及其反映的社會深層心理－－主要包括「都市標準論」觀點下的鄉村賤斥，對於個體與群體之起源的矛盾心態，兒少矯治教養觀暗含的「馴獸」與「伏魔」式管理技術。本論文企圖指出：通俗文化生產的鄉村惡童形象既顛覆美國文學正典中的鄉村少年神話，也反映了十八世紀以來文明社會對於叛逆失控的青年身體的憂慮。系統化的兒少矯正懲罰制度反映成人對於秩序與控管的執念，而鬼畜小獸的「怪物身體」既對都市標準論構成威脅，也反映兒少規訓技術失靈的危機感以及代際溝通的挫敗感。
本文探索女性問題如何深化與翻轉拉岡關於主體與意符的理論。女性主體建立於真實與符號層之間，重構兩者的關係。本文先回溯佛洛伊德的理論，為拉岡的主體理論尋找真實的基礎，以解釋兩性主體的差異。一方面，在主體建立的關鍵時期，「閹割情結」在男女作用不同，產生語言與情動不同的共構關係，進而導向不同的主體結構；另一方面，佛洛伊德對認同與單一特徵的敘述是拉岡意符的真實基礎，對意符不同的認同，導致兩性以不同的方式在符號層中運作。最後，本文說明拉岡如何從意符轉向真實的書寫，從意符裂隙裡的空間，重新建構的女性主體結構。本文希望揭露看似以符號系統可以完全說明的主體理論，其實建立於語言無法說明的情動與關係，而必須從符號層自身的空缺形成空間，才能形成與真實確切關聯的主體結構。位於這個語言難以說明之處的女性主體，為符號層結構帶來基進而通透的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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