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收養與遺棄、分斷與回歸為線索，本文企圖提煉一種閱讀冷戰的方法，來討論胡賽尼的阿富汗三部曲；同時，循著流亡與離散的線索，尤其是回歸敘事對帝國親密的批判，建立起一種「流離南方」的想像，讓東亞和中亞，在論述上，不再處於沒有交集的平行狀態，對內在於離散想像的冷戰經驗與亞－美連繫，展開更具批判性的思考，並在東方主義之外，深化對帝國主義的批判。本文強調，胡賽尼作品中不斷出現的回歸母題提醒我們，在亞洲與美國之間，「亞裔」既是後殖民的逃逸空間，亦是反帝國、反壓迫的抗爭場域。透過回歸的想像與行動，作為知識、反思與行動主體的亞裔找到重新介入亞洲和美國歷史的渠道，在離與返的辨證運動中深化對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雙重批判。
本文從亞洲基金會檔案探討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在冷戰時期暗中資助友聯在新馬的文化活動並創辦《學生周報》，解讀雙方協議、信函和報告及周報內容，並跟友聯高層的回憶錄進行比較，從而辨證友聯高層回憶的虛實。本文揭示並糾正友聯高層宣稱友聯是「絕對的獨立自由」和美方從來不干預友聯之說的謬誤。本文分析美方對友聯的資助巨額，以及美方對友聯的監督，並發現友聯高層對友聯的回憶跟當年檔案記載多有出入。從檔案記載看來美方不但多次聘請專家審查友聯賬務、刊物內容和工作效益，而且也派代表明察暗訪友聯各地組織和業務，然後向美國總部報告，匯集各方意見後反映給友聯，並對友聯業務直接進行批評和干預。友聯當年也會向美方報告其主辦的各種活動和刊物內容如何宣傳共產黨是魔鬼，列明哪些刊物內容和活動具備「意識形態的訓練」，並如何藉助文化冷戰對年輕人灌輸有利於自由世界的知識和民主原則。
位居北半球歐亞大陸的中國，如何能夠被視為「南方」？而又是在怎樣的歷史脈絡與論述建構下，「中國」這個詞彙得以與「南方」此地緣政治概念彼此勾連？本文首先爬梳二十世紀後半葉，中國與全球南方概念系譜之間的歷史與論述連結，嘗試回應上述提問。接續以中國電影史慣稱之「十七年電影」（1949－1966）為例進行分析閱讀，更具體地考察中國藉由怎樣的文化生產模式實踐上述的論述系譜，特別聚焦三部以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為主題的作品，分別為王家乙導演的《五朵金花》（1959）、王蘋與袁先共同執導的《勐壠沙》（1960），以及王家乙導演的另部作品《達吉和她的父親》（1961）。本文認為，重新盤整中國「成為南方」的歷史過程，並考察中國在過程中如何透過電影工業與影像生產將自身「展示」為南方，不僅能夠更深入理解中國與全球南方之間的複雜淵源，更同時是對「全球南方」此研究領域的批判性介入，提供吾人反思此典範系譜建構過程中諸多發人深省的歷史片段與側面。
本文從全球南方框架思索南方華文文學的發展路向，並以台灣達悟族作家夏曼．藍波安的原住民華文文學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中的文化轉型與游牧屬性，以重新思考其華文書寫的定位和華文的世界性。夏曼．藍波安對南方的複雜態度，反映出以華文翻譯南島海洋文化認同乃其海洋殖民島嶼文學的重要命題，更因此自期成為世界島嶼作家。本文首先針對夏曼．藍波安書寫策略上的文化轉型，指出敘事語言和身份認同上的轉化成就他獨特的說話者位置，而其說話的對象亦隨之而產生變化。文章之後分析夏曼．藍波安筆下的「島嶼符碼」如何及為何能夠和台灣華文文學協商，透過探問其華文創作的南方轉向，了解以海洋為中心、為家國的游牧特質。本文認為，身為海洋民族的夏曼．藍波安以流動的海洋視角補充目前的南方華文文學論述，使之不囿於以華人為主的華文文學場域，並且積極關注南島語族的處境，展現「南方的南方」的弱勢結盟力量，以此朝向「南方－群島－世界」的認知進路。
在全球化語境中，如何思考文學「南方」的在地生產？對於當代中國文學而言，「南方」意味著什麼？本文通過細讀2021年林棹的小說《潮汐圖》，參與近年在中國文學批評界與學界興起的關於「新南方寫作」的討論。「新南方寫作」的命名靈感來自於去中心化的跨國現代主義文學南方，分類邏輯卻源於強調向心力的疆域化文化治理，其概念內部的張力由此產生。本文由此張力出發，進入《潮汐圖》文本，考究其藉由敘事者巨蛙的非人視角對沿海疍民的生存處境的描繪，對帝國殖民陰影之下的外銷畫生產與博物學研究的再虛構，以及對南方自我再現及知識生成的反思。本文指出，《潮汐圖》迂迴於歷史與虛構之間，創造出屬於「南方以南」的「豐厚的當下」，從而挑戰了現有新南方寫作話語中的疆域化傾向及其指向「未來完成時」的戰略化想像，並重啟其批判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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