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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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孔子(551-479 B. C.)稱讚晉之董狐為良史之後，司馬遷(135-86 B. C.)、班固(32-92)、陳壽(233-297)以降，多有人被稱為具良史之才，之後，且有不少人士談論良史的品質與特色。清中葉的章學誠(1738-1801)及民初的梁啟超(1873-1929)也談良史，到底良史的具體標準是什麼？這些標準又是誰定的？經過兩千多年，良史的定義有無變化，而其變化的原因何在？ 本文想就良史在各時代所代表的意義加以分析討論，旨在說明「良史」的標準有其變與常，常的是其基本的無懼真誠，而變的則恰恰呈現該時代及人物的文化特色與歷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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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採取個案研究的方式，以任昉(460-508)及其社交網絡為例，探討齊梁士人的交遊活動所具有的社會與政治功能、交遊所建構的人際關係特質，以及交遊活動反映的士人文化。試圖從門第之外的角度觀察士人身分感與政治資本的取得，突顯南朝中後期士族社會的變化。所獲幾點結論如下： 一、參與交遊是士人建立身分認同、凝聚我輩意識的重要管道；士人藉由篩選交遊對象，或與同遊者齊名並比，定位自己在士人社群中的位置。 二、交遊也是仕宦晉升的重要媒介。眾多具有任官資格的官員候補人，在交遊場域尋求表現機會，建立名聲；交遊領袖的稱揚與推薦，成為士人脫穎而出、獲得辟召、舉薦升遷的重要參考。 三、交遊亦支撐齊梁時期主要的文化活動。士人於交遊場合創作詩文、辯論文義、考較才學，展現作為士人的文化涵養；對於個人才學的重視不僅視為交遊、謀仕的工具，更成為評價個人生命價值的重要指標。 四、交遊所建立的人際關係疏密不一，領袖為士子揄揚名聲，士子推奉依附領袖，功利性的遊處十分普遍；同遊者之間相似的才學背景，以及對於名聲、仕宦的共同追求，讓士人間的互動關係可能既是知己也是競爭對手。 五、士人對於名聲的重視，也反映在友道的展現方式。在從遊領袖或知己亡故之後，士友往往有意識地藉由流傳著作、編纂文集或書寫墓誌銘等紀念文章，為友人追求不朽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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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闡明劉師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為宗旨。劉師培在政治上的激烈主張和其間的快速轉變，早即引起諸多的關注和揣測。不過，劉氏更值得重視的意義，或另在他的思想的時代特徵和問題性。拙文因此從甲午戰後的「保種」、「保教」和「保國」三說談起，指出這三說逐漸走向以「保國」為尚的變化，以及劉師培在這般思想脈絡中，所提出「完全之人」和「完全之平等」兩項革命追求的意義。 「完全之人」是共和革命者劉師培的理想，側重個人人格的建立；「完全之平等」則是無政府主義者劉師培所期望建立的理想社會，強調制度的建構。梳理這兩項理念的內涵與轉變，將能指出劉師培如何擷取中西思想資源（包含中國傳統政治「公」與「均」的理念，和西方的盧梭《民約論》與無政府主義），來面對中國歷來所關切的「君權專制」和「貧富不均」兩大難題，與近代中國重新界定「國」（政治）和「教」（倫理）的需要。同時，這般討論也有助於彰顯「忠」之為政治倫理在清末民初所面臨的衝擊，近代中國「國家」、「政治」和「倫理」理念的變化，以及近代中國思想上政治和倫理權威危機的具體樣貌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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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30年代，中德雙方曾在軍事與經濟方面合作密切，然自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與希特勒對華政策改弦易轍後，雙方合作關係就蒙上一層陰影。隨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各主要參戰國家無不致力於在第三國建立情報網，加強從事軍事、政治與經濟情報的間諜行動。中國地處東亞大陸中心，又是西方政經勢力匯聚之處，對德國情報工作而言，不僅具備了良好的開展條件，同時也提供了理想的活動場域。 本文旨在探討在德國的國家戰略布局中，其在華軍事情報機關的發展與情報活動，特別是1941年後在日據中國地區內從事的情報工作。雖然1941年7月德國承認汪精衛政權，導致重慶國民政府對德斷交；同年12月珍珠港事變後，中國對德宣戰，更將雙方僅存的經貿關係劃上休止符。但在德國軍事當局考量上，由於中國戰略地理位置的優越性，以及國民政府是當時極少數可與英、美、蘇西方盟國政府高層聯繫的國家等因素，因此在蒐集與戰爭發展有關的「軍事情報」上，中國地區作為遠東情報工作的基地，對德國軍事情報組織而言，都別具有戰略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