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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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透過分析《文獻通考》之組織架構，討論馬端臨（1254－ca.1330）之史學方法。《文獻通考》所展現的史學方法，乃將典章制度置入歷史脈絡中，對之進行動態的觀察與分析，據以探究其利弊得失。而這種史學方法的具體操作，則是透過馬端臨精心設計的組織架構達成。《文獻通考》的組織架構可區分為「文」、「獻」兩大類，兩者由四個層次建構而成：第一層次屬於「文」，收錄關於典章制度的史料（包括典章制度之規範，及其在歷史上施行之相關史料）；第二、三、四層次均屬「獻」，第二層次收錄當時人之相關議論，第三層次收錄後世諸儒之議論，而第四層次則為馬端臨自己之按語。以上四層次彼此形成有機的聯繫，將史料與議論相互交織成一部動態的制度史。《文獻通考》所建構出來的典章制度史，呈現出高度一致的敘事方式，且其問題意識非常明確，均為針對政府組織運作之根本原則。此種史學方法，乃是要對政府運作機制進行理性的檢討，從而為當代與後世之政府運作機制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而馬端臨博綜精密的史學方法，乃是孕育於宋代「故事」史學繁興的歷史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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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廟祭祀兼具公私兩種屬性，一方面象徵著帝位傳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是皇帝和宗室祭祀祖先的一種方式，相對而言，前者顯得更為重要。唐至北宋時期，「公」的一面仍然是太廟祭祀的主要面相，但是「私」的因素不斷凸顯，並在相當程度上改造了太廟祭祀的面貌。太廟主管機構的轉移、主祭官員身分的限定、廟室中一帝一后形式的打破，以及祭品的變化說明，漢魏以來形成的太廟祭祀模式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太廟祭祀表現皇帝和宗室追思緬懷祖先的功能得到了強化。這裏既有皇帝安撫宗室、增強宗室凝聚力的因素，也有如何更好地表達皇帝對祖先情感的考慮，凡此都體現了皇權的膨脹。在皇帝利用自身權力改造傳統禮制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正統勢力的反對和抵制，使太廟祭祀的改革充滿了搖擺、折衷和妥協。儘管如此，這些變化的源頭，還是在於皇帝的情感需要以及背後的權力支撐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禮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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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仁齋（1627─1705）在日本儒學思想史上所享的崇高地位，主要是因為其儒學思想最初濫觴於非功利主義色彩相當濃厚的朱子學體系，最終卻能在朱子學居壓倒性主流的環境下，於江戶元祿年間（1688－1703）開創出反朱子學的「古義學派」。然而，其思想體系內亦有諸多自相矛盾而無法自圓其說之處，尤其是有關「至聖孔子」與「亞聖孟子」之間對「功利」問題看法不同的質疑，伊藤仁齋始終依違於二者之間，捉襟見肘，無法提出圓融而會通雙聖的做法。這種思想體系漏洞的產生，一方面很可能來自於仁齋無法完全擺脫險峻的政治情勢，尤其是五代將軍德川綱吉畸形政治的壓力；另一方面，仁齋在七十三年的生命裡，也未能徹底跳脫兩千年儒學傳統性的內在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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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古城市研究作為歷史學獨立的研究主題，起源於啟蒙時代。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認為，「城市」是抵抗中古封建勢力之主力，因此也是中古人民重新獲得「自由」的場域。在這個學術思想傳統裡，瑞士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於1843年出版了個人第一本歷史學專書《科隆大主教孔拉德》（Conrad von Hochstaden, Erzbischof von Kölln, 1238－1261）。整體而言，孔拉德一書過去主要在兩個脈絡下被闡釋：第一，布氏早年史學研究思想與其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的關係；第二，學生時代受浪漫主義影響的布氏。然而，上述兩種討論方向都忽略了布氏想透過「中古城市史」研究，來思考瑞士史如何書寫，以及德意志長期以來缺乏國家最高統治實體的歷史問題。本文指出，布氏對中古城市史的高度興趣，一方面源於他認為，在政教之爭夾擊下，城市是新興的第三種政權力量，而其本質卻與傳統封建勢力、教會勢力截然不同，因此可以提供中古文化多元發展的另一種可能，避免「基督教的西歐」走上定於一尊的道路。另一方面，布氏也認為，十三世紀中葉德意志興起的「城市同盟」，可以提供十九世紀的瑞士與德意志許多歷史借鏡。在對中古科隆（Köln）城市史的闡述上，布氏透過對大主教與科隆市政自治執行體之間的權力爭鬥，剖析中古「城市自由」的真實情況，並以此跳脫伏爾泰以降，對中古城市史研究比較關注市民如何爭取政治與經濟「自由」的詮釋觀點。布氏轉而探討的問題是：城市追求各階層、各社群和平共處的「人文思考」基礎如何建立？透過《科隆大主教孔拉德》一書的寫作，布氏開始嘗試將文化史研究與人文思考關懷結合在一起。在這個層次上，他也超越了自己對「文化史」原本的認知。布氏亦藉由對城市文化史不斷地進行思考與論述，終而對歐洲文化史書寫產生深具里程碑意義的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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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對劉光臨〈市場、戰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一文對拙作《宋代地方財政史研究》提出批評的回應。劉文關於拙作未能考慮物價上漲因素等批評是合理的，但核之於南宋端平以前物價長期平穩的史實，國家財政收入並未如劉文所言「不增反減」，而是明顯持續遞增。此外，關於福州、連州兩個地區兩稅實際徵收額的案例分析，以及榷利收入實際負擔者的問題，劉文由於未能深入了解相關制度，對這些議題都存有誤解。南宋國家的財稅制度，有與物價互動、相應調整的機制。因此，應該透過史籍記載的表面信息，深入分析國家制度的真實內容，來做出對歷史的歸納，不應僅從理論出發演繹歷史。希望劉文對拙作的批評，能有助於良好學術批評風氣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