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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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艚」一詞，見於南宋晚期的文獻。泉州與廣州的地方官曾用以描述寇掠當地的海盜船，而指稱這些海盜船來自浙東。此一詞語所涉及的史事及其發生背景，尚待深入探討。本文考述「溫艚」的活動，推斷其來源與人員的組成，並探討其活動發生的歷史環境。首先敘述「溫艚」活動的史實，指出這是由浙東南下的海盜船，在閩、粵沿海劫掠海舶，侵擾岸上居民；其次推論這些海盜船同時也是商船，販運浙東沿海所產的私鹽到閩、粵銷售，並與當地人結合，從事走私活動，演變而為海盜；然後以浙東沿海諸郡，特別是溫、台兩州的私鹽問題，解釋「溫艚」何以來自浙東沿海；最後從更加寬廣的視野，說明「溫艚」的活動，其實是唐宋沿海航運發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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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工礦企業界對於中國的實業發展有相當高的投資興趣，例如修築鐵路、開礦、架設電報、電力設施和港口擴建的投資等等。這些實業投資多肇始於清末，而於民國初年有更大的投資熱潮。此外，這些技術工程的引進，提供了中國實業建設改良的一個機會，同時也培養出一批中國工程師，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深具意義。然迄今為止，對於民初美國在華實業投資的相關研究，仍有所不足。本文探討民國初年美國顧問工程公司所參與的兩個公共工程的個案：黃河鐵橋招標案與廣州大港計畫。位於京漢鐵路的黃河鐵橋，其挑戰造橋工程中如何抗拒河川激流和流砂沖刷等技術專業，工程相當艱鉅；而廣州港的改良與擴建則是孫中山（1866─1925）「實業計畫」的建國藍圖之一，即所謂的「南方大港」。不同於大型財團所參與的鐵路工程案，本文討論的個案，是由一群專業工程師所組成的顧問工程公司，參與規模較小但需專業技術的公共工程案，且這兩個案子均以失敗告終。本文運用中英文檔案，試圖探討以下問題：這兩個個案的交涉過程與結果，究竟反映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公共工程投資中所遭遇的何種困境？在民初政局動盪及南北分裂的情勢中，美國公司的投資交涉與政府政治間呈現怎樣的互動關係？其對中國實業建設的進程又具何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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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至1267年間英格蘭的貴族改革叛亂運動，是十二、十三世紀英格蘭政治史的研究重點之一。本文試圖從土地問題的角度著手，以兩位政府官員的經歷為例證，探討改革運動中發生於1263年及1265年的兩個重要環節。1261年亨利三世復權之後，至1263年，改革派勢力又起。改革派在1263年7月透過大量掠奪保王派土地及財物成功奪權，但三個月後，卻因為歸還受害者財產的措施不夠積極，旋即喪失權柄。1264年中，改革派利用其優越的軍事策略，大敗王軍，俘擄亨利三世，再攬政治權力，直到保王派於1265年8月重起戰事得勝為止。亨利三世在1265年底先是沒收改革派叛徒的地產，贈與保王派有功者，次年則改以罰金方式處置叛徒。本文透過修道院編年史、1265年的一場全國性調查結果以及1267年開始的巡迴法庭紀錄，探討土地或地上物如何在1263年作為奪權武器或談判籌碼，又如何在1265年轉而成為國王重振權威或叛亂者重返政治社群象徵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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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85年起，紐約畫家布萊斯．馬登（Brice Marden）以中國詩與書法為素材，從字形發展為線描與豐富色彩。他在第一組中國作品《王紅公蝕刻》（Etchings to Rexroth）圖冊中，探索書法與英譯杜詩的內容。在長達二十多年期間，他藉用中國書法和文學，反省現代主義的內容。《王紅公蝕刻》的版畫與杜詩譯本的關係，以及相應的現代主義內涵，構成多層次的互文關係（intertextuality），看似邊緣的藝術交流現象，其實指向深層的知識基礎。本文探索《王紅公蝕刻》的雙重轉譯─從語言到語言、從文字到圖像─與文化意義，逐步說明馬登對現代主義的解釋、王紅公譯杜詩的特點與內容，以解釋圖冊中線描與譯詩的互動關係，並對照現代主義藝評解釋中國藝術的幾個要例，指出其間的互文關係。本文的論旨是：馬登以王紅公（Kenneth Rexroth）翻譯的杜甫詩意，突破類別界限，探索中國元素的異質性（heterogeneity），彰顯現代主義中的自我改造特點。有別於形式主義的純繪畫主張，他讓世界又進入繪畫，而這個世界的內容納入亞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