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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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功本為唐代官員追求升遷和發展的重要途徑，士人任官後投身軍事工作並非罕見，常被譽為「才兼文武」，成為後代效法的典範。安史之亂（755-763）後，職業武官權力擴張，壓縮文臣的軍事參與空間，同時削弱了朝廷對於軍隊的控制，威脅政權的安定。部分文官力圖扭轉此一趨勢，他們強調唐初以朝中高階文官統兵的傳統有助於駕馭軍隊，積極爭取統兵的機會，企圖打破「儒者不知兵」的印象。同時透過著書立說，提倡士人習兵，藉此展現兵學素養，以及對軍旅之事的意見。但是，所能產生的效果仍然有限。由於缺乏武技與戰爭經驗，唐代後期的統兵文臣往往只能行使指揮之權，實際的戰鬥工作仍須仰賴武人。朝廷執政者派任文臣統兵，主要是為了展現對於兵權的控制，並非因為這些文官真有上陣作戰的能力。如此一來，文臣的軍事參與程度就與中央政府權威的高下有密切關係。黃巢之亂（875-884）以後，唐政府的權威一落千丈，軍隊不再受節制，成為軍閥爭取政權的資本，文臣乃無法在軍事上有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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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為兩部分，首先考察選宮女，其次討論放宮女。明代前期，採選宮女的範圍較大，涉及南直隸、北直隸、山東、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1540年至1560年間，局限於北京城與北直隸境內；1560年以後，則選自北京城附近。明代中葉以前，採選宮女通常指定要識字者，中葉以後則不太提及。在放宮女方面，明朝初年曾有宮女屆齡或服務滿一定年限，即放回家鄉的慣例，但似乎並未落實。1435年，英宗即位，曾大規模放出宮女，此後成為不成文的慣例，因此後繼的皇帝登基，也常有放宮女之舉，最後一次為1621年。至於宮女的數字，1564年是2,575人；而清朝康熙皇帝曾兩度談到明末的宮女人數，一次說是9,000人，一次說是20,000餘人，這顯然互相矛盾，而且過度誇大。實際上，以紫禁城所能容納的空間計算，應該沒有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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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1392-1910）後期對外往來的國家僅限於清朝和日本，而派遣通信使前往日本的次數不多，所獲訊息有限，因此朝鮮蒐集清朝、其他朝貢國與西洋的相關訊息，多是透過前往北京的朝貢使節，而與外國人員直接接觸是朝鮮使節取得該國情報的主要方式之一。朝鮮使節與琉球、安南兩國使節間的交流活動，已有相關研究，然清朝的朝貢國尚有暹羅、南掌、緬甸及蘇祿等國，且琉球除了朝貢使節外，另派遣人員前往北京國子監就讀。因此，朝鮮使節在停留北京期間有機會與各國人員會面，並展開交流。近年東亞海域研究多關注非官方的商人與漂流民之研究，本文探討各朝貢國人員間的交流活動，應有助了解東亞各國間的相互認識。此外，朝貢國人員間的往來實是衍生自朝貢體制，因此清朝對於此交流活動的態度亦值得關注。乾隆二十五年（1760），適逢朝鮮、安南、南掌遣使進貢，琉球派遣官生入學北京國子監，各國人員因而有機會接觸往來。本文欲以乾隆二十五年底至隔年二月，朝鮮使節與安南使節、南掌使節及琉球官生在北京的往來，探討朝鮮使節與各國人員間的交流，及清朝對於朝貢國人員此類交流活動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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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期間，胡適（1891-1962）與李大釗（1889-1927）進行的「問題與主義」論辯，就事後中國政治與思想的演變來看，可說是20世紀20-40年代馬列毛式的共產革命思潮漸次席捲中國之成因、性質與過程的發端與徵兆。歷來中外學界對此歷史性論辯，論述不知凡幾，早是老生常談的論題。然而，仔細考察論辯的文本（texts）與其他相關的材料以後，作者發現，文本雖然觸及到了一點20世紀現代性核心危機（自由與獨裁的問題，特別是中央計畫［central planning］的後果）的邊沿；胡李兩人，事實上，並未能悟識到論辯本身所涉及的世紀性危機所蘊含的可能的重大後果。因此，胡李兩人在論辯中真實的立場與見解應該放置在什麼位置上來觀察、評價，遂成為重要而困難的課題，也常為評論者、研究者不察不見。換言之，這場論辯是齣未落幕的劇，有待觀聆後續的接幕。拙文循此途徑，試圖提出與過去中外學界對此論辯解釋的不同「新解」。由於胡適在1954年公開聲明，他因受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影響，深以今是昨非，放棄了過去許多關鍵性的思想見解，轉而支持資本主義與自由主義具有密切關係的看法；拙文不但分析、比較海耶克與胡適兩人相關思想，是否正如胡適「懺悔」、「洗腦」所言，同時也借用海耶克的思想學說，檢討「問題與主義」論辯的真正歷史含意，詳人所略。概括言之，拙文試圖將「問題與主義」論辯放在20世紀世界史現代性危機的脈絡中加以透視、評論；希望還「問題與主義」論辯本來的面目。此外，拙文經由分析胡適一生有關自由與獨裁的思想主張，也試圖重釋、重現胡適自由主義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