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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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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肱漫錄》是一部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病人第一手報告,善病的文人作者黃承昊(1576-1650?)長期記錄身體、疾病、醫療與養生的經驗,以及病中的身體感,在醫者主導的醫學書寫版圖中,為氣勢微弱的病人發聲。黃承昊在《折肱漫錄》中,以病人的身分,傾訴疾病帶來的痛苦與身體感,以及對醫療品質暨環境的疑惑與不信任;以醫者的身分,教導讀者正確的養病與養生之道;以兼具病人、文人與醫者的身分,揭示個人的醫病經驗,提供同患者參考,完成士大夫經世濟民的理想。黃承昊汲汲追求個人健康、長壽的信念與心態,來自於其對身體強烈而敏銳的憂慮與執著,此一愛身念重的情懷,主宰他的日常生活、心態與思想,使疾病、醫療與養生成為其私領域活動的重心。從不知醫而誤於寒藥,到醫理通透而專求溫補,三折肱而習醫充權的黃承昊,不僅改善健康,亦改變醫病關係,透過醫學的語言,以文人/病人/醫者的實際體驗,參與明代溫補與寒涼兩大醫學陣營的論爭。《折肱漫錄》不僅生動地刻畫黃承昊個人的身體、疾病、醫療與養生史,呈現晚明江南士大夫日常生活的重要面向,同時也反映當代的醫療環境與文化,以及醫療市場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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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亂、義民及其敘獎,相生又相剋,是清代臺灣的獨特現象,可作為理解國家與社會互動發展的關鍵線索。本文將具體說明,當時被中央官員視為史無前例的義民議敘之政治過程、實質意涵,及其對地方控制與社會發展的意義。本文澄清,清朝官府發給臺灣義民的文件,並非一般所聲稱係為證明其擁有王朝認可之義民身分的「義民劄付」,而是具有把總、千總等基層武職任用資格的證明書。因此,關鍵在於,經由相關法律程序獲得官方文件之後,義民就有機會從「民」轉換為「官」,擁有鄉紳身分,開啟仕宦之途,特別是自清領伊始即因閩籍漢民之積極抵制,而在地權、科考等方面受到嚴重阻礙的粵籍移民。清朝官府獎敘臺灣義民,源於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1690-1722)等動亂勢力幾已控制全臺,官府為了有效分化反叛勢力,奪回臺灣的統治權而來。清廷藉由義民旌表與議敘而展現的社會控制極具成效。一旦動亂發生,地方往往迅速相應出現組織義民的風潮,他們試圖和叛亂團體區分開來,甚至積極動員人力、物力與之對抗。即使臺灣整體的社會經濟規模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有顯著的成長,但駐臺官兵數量依然維持清初的水平。由此推知,義民行為的表彰與其自我認同,應是僻處邊疆、軍事力量與社會控制相對薄弱的臺灣,能長期維持穩定的重要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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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18世紀英國歷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史寫作與近代早期歐洲古典學術之間的關連。吉朋一生學術盡在《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一書,這一部六卷的鉅著處理了兩個羅馬帝國將近1300年的衰亡史事,書寫耗費吉朋近二十年的光陰,乃是其畢生最重要的志業。這部巨構是在什麼樣的學術基礎上完成的?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課題。吉朋是一個鄉紳子弟,自幼接受文法學校的古典教育;青少年時期,他遠赴瑞士洛桑求學,獲得進一步的古典學術訓練。在這時期,吉朋接觸了近代法國的古典學術,並廣泛閱讀文藝復興以來歐洲古典學界的著作,從古典考訂到古物研究各種類別。在這過程中,他累積了大量有關古代羅馬歷史的材料,成為爾後書寫《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學術基礎。吉朋雖然自身終究沒有成為一個專業的古典學者,卻瞭解古典學者研究工作的史學價值,知道如何去運用這些研究發現來照亮古代的歷史。他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寫作中,巧妙地結合了近代歐洲的古典學術與18 世紀的啟蒙精神,完成了自從古典時代結束後歐洲史學上最重要的巨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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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是德國史家朵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於1863年發表的一篇書評,評論的是英國史家巴克爾(H. T. Buckle, 1821-1862)的兩冊《英格蘭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1858/1861)。筆者翻譯〈提升歷史學成為一門科學〉的目的,是希望藉著這篇具有清晰思想輪廓,且在史學史上具有位置的短文,以便中文世界讀者了解德國原初的歷史主義。朵伊森站在德國史學界的立場,評論一個與當時德國史學傳統極端相反的研究方法,以及根本不同的價值觀與歷史觀。這篇書評的文辭辛辣,用了許多隱喻、譏諷、古希臘典故及演講術的節奏。為了讓書評中的歷史主義思想因素不至於被朵伊森的激情與意氣所掩蓋,譯者在譯文中加入註釋,希望歷史主義的思想因素能夠被勾勒得更鮮明。在序文中,譯者嘗試把朵伊森書評的內容與刊行的經過放進德國近代史學史的脈絡裡,特別是在兩次歷史主義與實證主義的交鋒與激盪中,藉以呈現它的位置,希望有助於讀者對朵伊森書評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