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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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17世紀尚文著述的佩劍貴族中，曾經參與投石黨運動、對抗王權的拉侯什傅科公爵（François VI de la Rochefoucauld, duc et pair de France, 1613-1680），是文學史上經典之作《道德箴言錄》（Maximes morales）的作者。本文嘗試重建拉氏的政治經驗，和其書寫與出版實踐之間的連結關係，指出絕對王權對於貴族用以界定與鞏固同盟關係與恩庇扈從體系之倫理道德的破壞，為拉氏省視個人政治經驗的核心關懷。本文同時透過分析讀者對於《道德箴言錄》的迴響與挪用，檢視17世紀下半葉貴族社群與王權不斷調整的互動與對話關係，並勾勒《道德箴言錄》自17世紀首次出版到18世紀百年之間意義變遷的閱讀史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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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年間，清政府開始在聚族而居地區由官府舉充族長，作為保甲制的補充，也是地方治理宗族的制度。臺灣是漢人移民新建立的社會，宗族並不發達，尤其是原稱為噶瑪蘭的宜蘭，直到嘉慶年間漢人才大舉入墾，更沒有足夠時間發展宗族。但是，清代宜蘭卻由官府於各姓舉充族長。既無宗族，為何舉充族長？而官舉族長的功能為何？是本文所擬探討的問題，盼能豐富我們對清代地方治理及族正制的瞭解。本研究有以下幾點發現：一、宜蘭雖是雜姓為主的社會，但漳州人占絕對多數，同姓意識突顯；二、宜蘭設治規劃時恰逢臺灣大規模漳泉械鬥後，政策上主張官舉族長以約束族人，宜蘭雖無聚居的宗族，但移民具同姓認同並推舉家長的習慣，官府乃加以利用，官舉族長遂成定制；三、宜蘭官舉族長的特色，為其約束對象是移民遷出地的同鄉同姓、不一定有血緣關係、非聚居的一群人，跨清代於大小姓普遍舉充，多由地主或商賈充任；四、官舉族長成為官府在地方治理上的幫手，協助約束具同姓認同的群體，理處這群人的內部事務；部分官舉族長強固了唐山祖組織，並積極參與地方公共事務，包括推動文治教化及地方信仰、為民請願等，扮演猶如士紳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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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臺灣西南部沿海的浮覆地－臺江海埔的開發為取徑，探討以臺灣郡城為地緣核心的官商利益結構，及其對清代後期臺灣政治的影響。自清初以來，臺灣西南部沿海浮覆地因可從事築塭養魚或開埕曬鹽等事業，其土地開發早就成為知縣、衙役與地方有力者共同獲取利益的領域，有力者以報納塭餉為手段，取得海坪、海埔，築塭養魚，知縣則徵收塭餉但不奏銷，兩者互取其利。道光三年（1823），曾文溪氾濫造成臺江內海浮覆，該浮覆地鄰近郡城，且面積廣達5,000甲以上。臺灣道員以籌措清理軍工廠港道經費為由，將此浮覆地交給以郡城紳商為主的墾戶開墾，並徵收包含稅及租金性質的海埔租，使這片墾地脫離國家賦稅行政的管轄，成為道員、管事與郡城紳商彼此互惠的利益結構之一環。由道員與郡城紳商為主體的利益結構，不僅涉足臺江海埔的土地開發，也包含樟腦專賣、生息銀兩、義倉管理等各方面。此利益結構的形成，有助於道員開闢非正式經費來源，雖不乏中飽私囊者，但也有道員將此資源投入各種地方建設，彌補地方財政不足。到了光緒十年（1884）前後，道員劉璈（?－1889）與劉銘傳（1836－1896）展開政爭，原有郡城官商利益結構因而遭受打擊，影響力趨於沒落，代之而起的是劉銘傳與臺灣中、北部紳商相結合的另一個利益更龐大的官商利益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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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管見》為清代廣東女史李晚芳（1692－1767）所著，是一部議論司馬遷《史記》的史評著作。目前各大圖書館所藏之版本，多為日人池內陶所（1814－1863）於江戶末期校訂之和刻本。一位生活在18世紀廣東順德的女子，其著作為何會流傳至日本？在日本如何被翻刻？本文嘗試辨析和刻本《讀史管見》的出版與流傳，盼以此為例，一窺19世紀中日書籍與出版文化交流史，並省思書籍交流史研究之整合，以及專屬於「東亞」書籍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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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歷史系徐國琦（Xu Guoqi）教授新著《中國人與美國人：一個共有的歷史》（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為其完成「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三部曲」的專書之後，立基於國際史∕跨國史的研究視野，提出以「共有的歷史」的取徑探討近代中美交往的共同歷程和經驗。回顧英文學界半個世紀以來的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脈絡，該書的書寫架構和研究方法別具新意。近年來關於近代中美關係的研究似乎很難有突破口，從冷戰時代初期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美國與中國》（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48），到1971年孔華潤（Warren I. Cohen）《美國對中國的反應》（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在其交錯與接替的中美關係史論述中，費正清以「中國回應美國」，到孔華潤提出的「美國回應中國」，後續尚有柯文（Paul A. Cohen）論述「在中國發現歷史」（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柯偉林（William C. Kirby）闡釋「中國的國際化」，均致意於扭轉美國學界側重某一研究取徑的自我批判。姑不論徐國琦新著選擇的個案或解釋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其所展現的企圖心昭然可揭。本文討論美國外交史學界有關中美關係史的研究轉向，並介紹本書如何將具體個案置於宏觀的國際史和中美關係史視野，以此闡述「共有的歷史」的研究取徑及其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