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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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變」傾覆北宋政權，擾亂社會秩序，本文以北宋末、南宋初著名官員李綱（1083-1140）的行跡與經驗為軸，希望透過他在「事變」當下的應對，理解宋帝國的實況與性質。首先由李綱的宦遊行跡，勾勒12世紀宋帝國日常的步調，析論李綱的心像。次則以方臘之亂時士人官員的見聞和流徙際遇，呈現其人之地方經驗。再指出靖康之變對於地方、訊息、人流的干擾，以見帝國失序之一斑。最後是紹興年間，李綱率領家族落腳福建，觀察南北宋之際士人官僚家族被迫移動，祖居故里仍為避難謀生的重要選項。透過李綱等人於時局中的載浮載沉，順從失向，以四個階段與各自的核心議題串連起南北宋之際的歷史圖像，亦揭示帝國之不均質，及其運作與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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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帶來兩類聖母聖像（icon），一是羅馬大聖母堂聖路加式聖母抱子像，另一則是《程氏墨苑》之聖母木刻畫，圖像源於西班牙塞維爾大主教座堂古像。前者明確於利瑪竇時傳入中國，因此西安所發現的一件仿製立軸常被猜測為晚明時期所作。這兩件作品多被視為具中國風格的聖母圖之早期例證，卻很少共同放在明末中國天主教脈絡下討論。這兩幅在中國被複製的聖母聖像，所傳遞的圖像學意義，是以聖母為天后的定義為中心。本文重視程氏聖母像於南方出版的脈絡，分析其與耶穌會士李瑪諾之關係，並關注耶穌會士與在地信仰的跨文化互動。研究這兩件聖像，可思考晚明耶穌會與中國互動的複雜面貌，以及傳教士最初在中國如何介紹、解釋天主和聖母兩位人物，亦可反省儒家化天主教作為研究視角的限制。再者，部分晚明士人之宗教經驗亦受到注意，如信教的楊廷筠。本文以視覺資料研究出發，說明經典文本之外的天主教圖像與中國地方宗教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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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民國初年中國地學會成員林傳甲（1877-1922）編寫的《大中華地理志》系列叢書為中心，探討近代以來地志書寫和知識轉型的關係，並分析這套具有教科書性質的地理志如何在民初競爭劇烈的教科書市場中爭得一席之地，以及這些描摹家國想像的地理知識背後所寓涵的地方與國家認同。表面看來《大中華地理志》以省、縣為單位，延續清末以來鄉土志「愛國必先愛鄉」的思維，是一套從地方認識出發的地理教科書。然而細究其內容，可發現均質化（homogenization）的書寫框架，以及國家凌駕於地方的特色，在在顯示出從地方概念入手的《大中華地理志》仍然包裹在強烈的國家認同之下，而歐戰危機帶來的國亡種滅之憂，更強化了林傳甲以國家為主體的意識。因此《大中華地理志》在某種程度上雖然可以視為清末鄉土志的遺緒，但長期以來對地方缺乏深入了解的讀書人要如何重新建構一種從地方出發的知識，顯然需要更多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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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軍隊從朱毛紅軍算起，最初只有幾千人，但短短三、四年時間便發展到數萬人之眾，這其間的因緣際會值得探討。初上井岡山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王佐等人各懷心思；紅軍也遲遲難以壯大，卻在1929年初被迫逃亡到贛南閩西後，迅速打開局面。但這一發展歷程實際上並不在毛澤東的計畫之內，中共可以說是因禍得福。1930年後，紅軍規模急劇膨脹，除地緣因素外，也與中央的激進政策有關。李立三主政時期，中共中央倡導向中心城市進攻，雖然毛澤東極力反對，但這一「歷史的誤會」，竟然再次陰差陽錯的促使紅軍部隊獲得大發展。到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紅軍已經呈現盛極而衰的跡象，但戰爭還在繼續，中共很難停止「擴紅」。那麼，中共在蘇區的徵兵規模到底如何？百姓又作何反應？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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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控訴，指韓戰爆發後美軍進入臺灣海峽的行動侵略中國領土、傷害中國主權。這一控訴經安理會排入議程，並依例邀請北京派員出席該項問題的討論。11月24日，北京代表團一行9人，在團長伍修權（1908-1997）率領下飛抵紐約。這次行動是中國新政府成立後，其代表首次出現在聯合國舞台。北京代表團抵達紐約的時刻，正值東亞冷戰高峰；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半島作戰，聯合國軍遭遇重大挫敗，國際社會頗有與中國協商，以政治手段解決衝突的願望。伍修權的紐約行因此被視為是了解北京意圖、建立與北京關係的重要契機，廣受各方注意。代表團除了要在外交戰場上與「帝國主義」國家一較高下，還要利用聯合國的論壇，向世界傳達中國新政權的聲音。它既是新政府的一次重要外交事件，亦為伍修權個人「深入敵境」的外交歷險。觀察此事件，可一窺韓戰期間的國際局勢與中共建政初期的外交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