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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與業－「晉元中興」敘事模式的成立

縱觀漢晉至清代中興觀念的演變，「晉元中興」的敘事模式在在昭示著當朝及後世對於王朝賡續與復興的熱切企盼，最終形成談中興必稱光武、談光武必涉晉元的對舉局面。相比「光武中興」，中古中興觀念的轉捩點發生在東晉開國，而「晉元中興」得以成立的根本前提，卻是唐初虞世南（558-638）對臣下之功與人主之功的區分。「衰晉」的歷史評價，使得「晉元中興」只能在繼統（即「業」）的意義上勉強成立；而對「功」特別是光復中原的強調，則催生了另一類中興鑒戒的分途。「晉元中興」雖已固化為中興敘事的標準範式，卻由於東晉未能實現光復中原而走向中興典範的反面，特別成為南宋及明末引以為戒的「另類」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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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齊書．百官志．序》所見中古職官文獻與官制史的意義

學界以往對唐宋以前官制史的認識，主要是透過《漢書》以下的歷代百官志表所建立，著眼於漢、唐從而分別官制史的階段，往往受限材料，忽略了漢唐之間官制的關鍵性演變及其歷史意義。緣此，本文選取成書於南朝的《南齊書．百官志》，具體考察、梳理蕭子顯（487-535）在序文（〈志序〉）中所述職官文獻與官制史。循著官制發展的時間先後展開，〈志序〉呈現出一個綴連上古至當代的職官文獻序列，實際上建構東漢至南朝間職官文獻撰錄與傳承的歷史敘述，亦具有闡述歷代官制史演變的意涵，反映自魏晉以來迄6世紀時人的認識。依據〈志序〉，本文指出職官文獻的撰述與流傳在宋、齊間達到興盛，官僚對官制的關注逐漸聚焦於官品、遷轉秩序等當代施行制度。職官文獻既有別於正史百官志，卻又與後者發揮著互補作用，透過兩者能夠認識官制史及其歷史意義。〈志序〉揭示東漢以來以《周禮》為理想官制的撰錄傳統，同時呈現歷代撰錄者愈加措意於時代變化的傾向，這些變化最終制度化，成為《晉令》的重要內容，同時規範了百官志。再者，〈志序〉描述《晉令》與職官文獻的關係，呈現時人對官制史各個階段的認識，其後隱含著皇帝政治與現實官僚制度妥協的傾向，反映中古官制在經典理念與現實制度之間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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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姜瓖之變與山西社會秩序的重建

明清鼎革之際，中國各地都曾出現大規模的抗清運動。順治五年（1648），原明九邊之一的大同鎮總兵姜瓖（?-1649），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發動叛變。姜瓖的政治選擇、軍事行動及事件過程，正好是清廷接收前明邊鎮具體而微的例證。惟清初史料因戰火與政治壓力影響，留存數量有限且內容多所避諱，研究時必須解讀歷史記載的脈絡差異及史筆刪削所透露的訊息。本文綜合檔案、方志、傳記等資料進行分析。首先，討論明清之際姜瓖的處境及個人影響力的變化。其次，分析明朝降將與清政權之間的適應與角力。其三、綜合學界的現有研究，重新討論姜瓖之變的原因。透過上述三個層次的討論，重新理解發生於清初北方的抗清事件，並將視角延伸至事變對山西社會的影響。事變之後，清廷大舉清查各種嫌疑人，欲瓦解明朝遺留的衛所人際網絡。然而地方官執行清查與審問時卻發現，政治選擇的結果往往只是表象，反清背後有各式各樣非政治的理由，增加地方官處理善後的難度。而四出偵查的官員與兵丁，調查動作頻頻，視老百姓皆有涉入嫌疑的可能，最終在社會上形成彼此監視的氛圍，故明的勢力也就再難發動大規模的反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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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

愛德華．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是18世紀啟蒙史學的經典之作。這部鉅構是吉朋結合文藝復興「古典考證」與啟蒙運動「哲學心靈」兩種知識傳承寫成。吉朋早年遍讀古代希臘與羅馬典籍，又博覽近代早期的古典學術研究，累積豐富的羅馬史知識與材料。他將這些古代史知識轉化成完整的歷史敘述，背後有一套清晰的史學觀念作為寫作指導。這套史學觀念傳承自近代早期歐洲史學，呈現在吉朋早期出版的《論文學研究》，並在《羅馬帝國衰亡史》的書寫中實踐。本篇論文從近代早期歐洲史學的脈絡探討吉朋史學觀念的形成與實踐，全文聚焦於三個主題：首先，追溯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觀的演變；其次，分析吉朋有關史實、歷史真相與歷史重建的論述；其三，討論吉朋的「哲學的歷史」觀念及其理想的史家典範。吉朋的史學思想與實踐在許多方面都具有現代性，從史學史角度看，乃是歐洲歷史寫作從人文主義史學過渡到現代史學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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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時期的臺大校長傅斯年（1949-1950）

一般認為傅斯年（1896-1950）校長主持臺灣大學校務期間，保護師生免於白色恐怖威脅，惟筆者意外獲得一批有關傅斯年在白色恐怖期間與特務機關主事者往返的檔案，其中顯示的內容足以挑戰長期以來的看法。本文探討傅斯年生命最後兩年的選擇與轉變。傅斯年因反共而同意鎮壓學潮，支持官方在四六事件中逮捕學生。即使如此，自由主義者傅斯年仍難逃右翼極端分子的攻擊及白色恐怖的壓力，最終選擇屈服，與當局合作。傅斯年的遭遇正說明了極權體制對人們的壓迫與殘害，連聲望崇高的臺大校長都難以自處。面對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用「極權體制下所有人都只能選擇服從」作為理由，替傅斯年辯護嗎？政治哲學家告訴我們，事實並非如此，而這或許正是我們可以從不同面向評價傅斯年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