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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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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主要研究漢末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中國東南原住人群,地域涵蓋當前的皖南山地、浙江中南部以及福建。本文由兩個部分所構成,一是對山越的若干探討,一是早期東南姓氏的研究。在本研究涵蓋的區域,兩漢時期幾乎都是原住人群的聚居地,漢末以後,郡縣統治和華夏化逐漸擴大,但土著及其後裔仍然是社會的主體。關於這些人群,記載非常稀少,連族稱都很難看到,以致學界只有零星的認識,本文希望有所突破。關於早期東南人群,孫吳的山越是唯一訊息比較集中的個案。本文關注山越作為人群的性質,主要討論他們的族群色彩以及他們與國家和主流社會的關係。對於這些課題,本文在深入程度和系統性上應該勝於以往的研究。本文也對早期東南姓氏進行考察,而這部分是和一個方法論的考慮相連結的。作者以為,為了追求對歷史經驗的多方了解,歷史研究應該積極面對文獻記載稀少的課題,因為這些課題往往涉及眾多的人口和重要的社會文化結構。對於資料缺乏所帶來的限制,可以審慎運用「尋求最佳解釋的推論」(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的原理,廣泛搜尋具有推論潛能的訊息。姓氏是一種零散的訊息,孤立來看,大多缺乏知識意義,但如果大範圍、長時段內蒐集,有可能偵測出重要的現象。東南人群至遲從東漢晚期就普遍使用漢姓或漢式姓氏,本文對此進行研究,得出有關東南土著的重要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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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過去多從亡國易代的角度,解釋宋元之際士人為求隱逸避世,而走向親道、入道。本文嘗試另闢蹊徑,從思想史的視角探考其原因。首先介紹朱熹(1130-1200)的易學觀,說明他詮釋易圖象數的方式,已跳脫傳統格局,為突破儒、道的知識界線,創造了思想上的條件。以《周易參同契》的研究為例,可以發現朱熹及其周邊士人,因易學及宇宙論上的興趣,而探討《參同契》的象數理論;但在考究《參同契》的同時,也有涉入煉丹術的情況。南宋中期以降,有越來越多的士人在易學研究上追隨朱熹的腳步,利用易圖及象數推闡宇宙原理,而不只是專注於《周易》文本的注釋。這股研究趨向時常誘發士人們走進道家的知識領域,探索道經、丹學中的象數學說,以強化易學描述及推導自然原理的功能。最終,以易圖象數作為媒介,逐漸在理學和道家之間創造出共通的世界觀和概念語言。這也為宋元之際士人的親道、入道,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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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探討抗戰前夕北平「冀察政務委員會」的成立以至結束,在華北區域史或地方政權制度史上,所具有的意義與角色;並嘗試透過「華北本位」的概念,理解該會存在的背景、工作項目,及其所形成的中央-地方關係。本文除了前言、結語,另分4節,第一節討論冀察會在當年南北歧見、「華北放棄論」氛圍下的誕生背景。第二節分析該會制度層面,諸如組織章程、委員成分,及其對政權、財稅權之支配。第三節探討該會各工作項目,包括察東交涉、冀東收回、經濟提攜與華北通航等。第四節闡述該會與第29軍內部分化的壓力,及此一分化對於七七事變爆發、冀察會落幕的影響。結論部分,本文強調如由「華北本位」概念出發,訴求者多以華北遭棄,質疑中央冷漠無能,營造之為「逃難」、「過客」的形象,而歸結為歡迎新政權,或預言未來「鳩佔鵲巢」之不可免。而細究冀察會實際工作項目,如華北通航,是中央意見不一,推諉地方;又恐地方內外勾串,形成難制之局;如經濟提攜,是日方利權難以取諸中央,自然壓迫地方;地方買空賣空,也無法上報中央,以致暗盤層出不窮;如中日國交調整,地方當局夾處兩「大」之間,地位兩難;卻又恐中央越俎代庖,加重地方關係之緊張。冀察會的歷史角色或屬性,當可由此中另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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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德國歷史教育的基礎,奠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至兩德民主統一前西德歷史教育的根本性改革。回顧這段歷史可以清楚看到,西德歷史教育改革歷程與西德民主鞏固經過都歷經波折,也非歷史學界與歷史教育界單方面努力獲致的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社會內部不願意接受美國要求的「重新再教育」(re-education),因此在盟軍允許的架構下,走上自主研發歷史教育的改良∕創新之路。然而,剛建國時的西德面臨抉擇:要在「德國不可分割」的考量下,與俾斯麥(Otto Bismarck, 1815-1898)建立的統一德國相連結,重新以19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國族主義史學為依歸?還是應該正視「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民主政治新的存在,擺脫蘭克國族史學大傳統的桎梏,讓歷史教育與民主社會需要的「公民政治教育」結合?本文將論述,這個走出「國族史學」、走向公民民主教育的歷史教育改革歷程,不僅映照出西德社會認同「聯邦德國」這個民主國家的崎嶇經過;同時也反映西德社會在聯邦德國鞏固民主多元文化「價值」的面向上,配合「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逐步摸索出西德歷史教育如何結合公民教育重視的「民主能力」(Demokratiefähigk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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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綜論古埃及歷史研究的發展,以及與古埃及歷史相關的文獻內容。由於古埃及沒有編年史,也沒有史官撰寫史書,歷史學家只能根據古典時代的史學家、旅遊家、地理學家和探險家撰寫的紀錄,重建古埃及歷史。隨著埃及熱的來臨、象形文字的解讀,以及考古發掘工作的進行,大量古埃及文獻得以重見天日。這些文獻中,尤以與歷史相關的內容受到埃及學學者的青睞,然而至今尚未有整合性的研究。有鑒於此,本文將用新的角度分析古埃及史學發展:第一部分講述古埃及歷史的定義,並按年代順序分析古典時期、中古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歷史學家、地理學者與哲學家如何重建古埃及歷史?接著觀察拿破崙進軍埃及之後,對埃及學的發展帶來何種影響?近代的埃及學學者如何透過研究資料重建古埃及的歷史?第二部分則是探究古埃及文獻的重要性,及其提供的訊息,包括國王銘文、私人傳記、考察銘文和歷史性的文學作品等。透過重新定義和解析這些文獻,希望能更接近現代人所謂的「歷史」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