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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律令制的演變看唐宋間的變革

戰國時代至秦漢，是禮刑二分走向禮刑合一的時期，同時由於成文法典的發達，而使禮刑思想融入律令，此時之令為律的追加法。西晉以後，由於士族門閥勢盛，施政以及訂定法制，走向儒家化，於是令成為規定制度，不帶罰則，乃與律兩分；律、令、禮之關係，成為納禮入律、入令，違禮、違令由律處罰，直至隋唐，法典體系大備，甚至形成所謂中華法系（或謂中國法文化圈）。但宋以後，由於皇權走向獨裁化，門閥士族社會解體，敕、律成為行事依據，而令典逐漸褪色，至明初以後，遂無令典。晉、唐至宋後的歷史發展，實亦可由律令法制變遷來理解所謂「唐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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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昏曉之節―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夜晚觀念的思想史分析

本文討論古代中國關於白天與黑夜時間分配的觀念問題，通過這樣一個看似平常的歷史現象，來結合古代法律、社會生活和思想觀念的各種文獻資料，討論一個思想史問題，即為什麼古代中國對於人們在白天與黑夜的不同活動，會普遍持有「合法」與「非法」、「正常」與「非常」的倫理道德觀念，特別是為什麼古代官方對於「夜聚曉散」，總是會抱有「傳習妖教」或者「圖謀不軌」這樣嚴厲的批評與高度的警惕。同時，本文也指出，古代這種建立在傳統農村生活基礎上的時間分配觀念，宋元隊後，在城市生活和商業活動的影響下漸漸崩壞，在這種秩序的變化中，呈現了古代生活向現代生活轉化的一個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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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脩筆下的宋代女性―對象、文類與書寫期待

歐陽脩在宋代士大夫新文化的型塑過程中極具影響力。本文即以他記述當時女性的各類文字資料為基本史料，探討其如何運用各類書寫方式記錄女性的行跡，及其如何在自身與當時社會價值理念影響下，營構出種種的女性意象。經由分析他所用的文類形式、書寫時所處的情境、被書寫者的身分／角色／地位，還有他與被書寫者間關係的親疏遠近，以辨識其在書寫間論斷女性舉止行徑的原則、所展現的理想女性形象，以及所透露的宋代女性生活實況，以期解明「作為資料提供者的歐陽脩」―「歐陽脩的書寫」―「歐陽脩書寫中呈現的女性」―「實存的宋代女性」這四者之間連鎖相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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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

由於儒家忠君觀念的影響，中國史上列代鼎革前後，士人都必須作出生死與仕隱的抉擇。宋代以來這種抉擇變得更為嚴峻，因為道學忠君觀念的絕對化及夷、夏王朝的相互更迭。「君臣大義」與「夷夏之辨」的相互交參，對世變時代士人的抉擇構成空前的壓力。 元朝是中國史上第一個由游牧民族所肇建而統治全中國的「征服王朝」，元明易代具有漢族光復全國的重大意義。而元朝為一多元族群之社會，各族士人的政治利益相差頗大，與元廷的關係亦不相同，各族士人對元朝覆亡的反應自然不盡相同。 本文擬以各族進士為中心，探討士人對元明鼎革的各種反應。本文共蒐集元明之際一百四十四名進士之資料，而將其所作政治抉擇歸為三類：一「忠元」型，包括殉國忠義、北歸外奔、守節遺民，佔總人數的百分之六十點四；二、「背元」型：包括出仕群雄及明朝的貳臣，佔百分之三十一點三；三、「逸民」，乃指元亡前自動歸隱者，佔百分之八點三。換言之，元明鼎革雖是「由夷入夏」，但多數進士選擇忠於元朝。這一結果與宋元之際南宋進士對易代的反應相比較，兩者相差不大。 自族群差異言之，「忠元」型進士中，四大族群皆各佔一定比率，顯示元末進士殉國或守節是一超越族群藩籬的現象。不僅多數蒙古、色目進士作出「忠元」的抉擇，甚多漢人，尤其是最受歧視的南人，也為元朝殺身或守節。而在「背元」及「隱遁」型的進士中極少蒙古、色目人，反映這兩族群對元廷具有強烈「同舟一命」的認同感。 以上論述足以顯示：真正影響元明之際士人政治抉擇的因素是「君臣大義」，而不是「夷夏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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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經世”到“經濟”－社會組織原則變化的思想史研究

「經濟」一詞在中文裹原意為「經世濟民」或有關「經世」的才能，它包含儒學特殊的經濟觀，就是將道德規範的約束視作社會組識原則。中國近代之所以用「經濟」一詞來指涉economy，與儒學將經濟關係隸屬於道德秩序這一傳統思維模式密切相關。新文化運動前期(1915~1919)，中國知識分子接受了西方自由主義社會組識原則，即社會由獨立自主的個人通過契約組成。在這種社會組識原則中，經濟秩序與道德秩序的關係不那麼密切。正是在這一時期，「經濟」一詞與道德脫離關係，獲得了今天中文「經濟」一詞的含義。但當時中國正面臨引進西方代議政治的失敗以及現代經濟快速發展引發的社會普遍的生計危機。這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放棄自由主義社會組識原則，把社會看作由獨立個人根據新道德規範組成；這是五四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的思想史內部原因。 本文通過對一八三○至一九二○年間近七千萬字政治思想言論中「經濟」一詞的意義分析，揭示出中國知識分子經濟觀的變遷。我們發現，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被中國知識分子廣泛接受，是與他們把社會視為由道德規範組成的思想模式密切相關。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接受馬列主義經濟決定論的過程與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在西方興起存在著共同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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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新史學”的日本背景－清末的“史界革命”和日本的“文明史學”

對於中國近代史學的起源，大致有兩種意見。一種以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為起點，另一種則強調梁啟超《新史學》的重要性，視其為中國近代史學的開端。前一種意見將中國近代史與近代史學的起始相提並論，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但其支持者也有非馬克思主義的史家。後一種意見則主要由海外的中國史研究者所主張，但在近年也逐漸為大陸的史家所接受。本文從歷史觀和世界觀的角度入手，比較了中日兩國自十九世紀中期以降對於西方入侵的不同態度。作者指出，這一不同態度所導致的世界觀和歷史觀的不同，是中日兩國近代化道路不同的主要原因。而這一不同的道路的結果，集中表現為清朝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甲午戰後，清朝官員張之洞、改革人士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注意到了日本近代化的成功。於是，一個留日的熱潮便在中國興起。百日維新失敗後也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為福澤諭吉和田口卯吉所提倡的「文明史學」所吸引。雖然許多人認為梁啟超在一九○二年發表的《新史學》，借鑒了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但其實兩書有很大的區別。梁啟超的《新史學》，還是受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影響為多。像日本的文明史家一樣，梁啟超在《新史學》中，號召「史界革命」，主張歷史的寫作應以描述民族的進化和社會的進步為中心。這一「史界革命」，為章太炎等其他留日的人士所支持。因此，研究清末「史界革命」與日本「文明史學」的聯繫，不但更清楚地揭示了梁啟超「史界革命」的內涵，而且也讓我們認識到這一「革命」對于中國近代史學起源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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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舉制度的歷史意義及解釋―從艾爾曼(Benjamin Elman)對明清考試制度的研究談起

艾爾曼(Benjamin Elman)教授的大作題目為《帝制中國晚期的科舉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這本書長達八百多頁，使用的材料十分廣，含括面也很周全，可以說是近數十年來關於明清考試制度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 我這篇論文想就他的著作來討論研究中國考試制度的可能方向，並進而探討考試制度如何影響了中國人的教育方法，以及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簡單地說，過去考試制度的研究重視的是它所能產生的社會流動這個問題。一九七○年代以後，學者開始注意它如何影響了社會結構。學者們―主要是研究宋代科舉考試的學者―特別注意到家族的組成與考試的關係。近十幾年來，學者又進而注意科舉如何影響學術的發展，以及八股文如何左右士子的思考方式，是屬於思想史的問題。艾爾曼在這些方面都有仔細的討論。他並交代諸如科舉對自然學問的影響，以及清代所謂漢學興起與科舉考試的關係。 艾爾曼所探討的這些問題，當然以前也都有個別學者提出他們的看法，甚至提出相同的意見。但是艾爾曼的研究使用了大量的史料，舉證翔實，不只是泛泛地發表意見而已。我認為中國研究的未來一定要在這方面下功夫，才能可靠而周密的證實我們平常思考的意見，提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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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文獻與“科舉學”

「科舉學」是科舉時代的固有辭彙，古代「科舉學」即「科舉之學」，一般是指備考科舉的學問，曾包含「文選學」、「策學」等專學。現代「科舉學」則是指研究科舉的專學，是以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歷史上存在的科舉制度及其運作的歷史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專學，已逐漸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問。「科舉學」不是關於一時一地或一人一書的學問，而是與一千三百年間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書籍和幾乎所有地區有關的一門學問；不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局部，而是關於中國傳統文化整體的一門專學，又是至今還有相當現實意義並和東亞及西方主要國家的歷史有關的一門專學。從科舉文獻的角度，可以明顯地看出「科舉學」的廣博性。 狹義的科舉文獻主要包括登科錄、題名錄、鄉試錄、會試錄、同年錄、科齒錄、硃卷、闈墨等以及八股文、試帖詩選本和現存各類科舉試卷、備考科舉的專門書籍，其數量巨大，是中國歷史文獻中一個專門獨立的大類，具有很高的歷史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和人文地理學研究價值。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很少有像科舉文獻這樣數量眾多、價值甚高卻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一類。自成體系、內容豐富的科舉文獻充分地體現出「科舉學」的廣博性，從一個方面有力地支撐著「科舉學」的學科構架，使「科舉學」這一具有遠大發展前景的專學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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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紀的朝鮮族譜

本文依據現存十六世紀朝鮮的族譜序跋等資料，對當時的朝鮮族譜形態進行了考察。認為十六世紀較之上一個世紀在編撰思想、體例內容等方面發生了一些變化，修譜的政治性在加強，蘇洵的修譜看法仍受重視，但也開始引用張載等宋儒的主張，更全面地把握宋儒的宗族理論；從編撰過程來看，顯示出從家牒到八寸譜以至更大規模族譜的趨勢；十六世紀族譜內容豐富以及體例完善當數嘉靖《文化柳氏世譜》，該世紀還產生了譜學家鄭昆壽；十六世紀的族譜還是內外譜，但是十六世紀晚期族譜受父系宗法觀念的影響，世系記載發生了重要變化；十六世紀發生的壬辰之亂，既嚴重毀壞了原有的族譜，又刺激了宗族重新修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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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與辯證的時間觀－讀費爾南•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歷史和社會科學：長時段〉("History and the Socials Sciences: The longue Duree")

歷史是時間的科學，但是如何處理時間的問題，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直到勃羅代爾提出他的時間觀，才有了較具說服力的說法。眾所周知，勃氏乃年鑑學派的一代大師，他清楚地將該學派的時間觀加以理論化及系統化，亦即提出了短時段、中時段及長時段的歷史時間觀，與之對應的為事件的、政經趨勢匯流的，以及長時期結構性的，從此三種時間觀來觀察分析歷史現象，歷史時間不再是平面或直線的，而是三度空間立體式的；換言之，藉由勃氏的時間觀，使得史家較能夠處理歷史的問題。本文即是對此歷史時間觀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