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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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著重在探討全漢昇的史學研究對於時代的回應，以了解這位傑出的經濟史學者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發展演變的關聯。全漢昇的唐宋經濟史研究，可以說是陶希聖與傅斯年兩人學風的結合。他的研究在工夫上是踏實的，在方法上是嚴謹的，可是卻不僅僅是就史料以探史實而已。他所得到的結論，糾正了當時知識界對中國歷史演變的誤解。這種誤解以唯物史觀為認識中國歷史的基礎，因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的中國社會史論戰而大為流行，雖然有各種不同的講法，但多將中國歷史從戰國以後到近代以前視為一個階段，而將歷史上這段時期的社會看成是停滯而沒有明顯變動的。這樣的誤解，導源於對中國歷史沒有下過踏實工夫的研究，而只套用外國的理論。曾參與中國社會史論戰的陶希聖對此有所領悟，而改弦更張，在作於民國二十二年的〈中國社會史叢書刊行緣起〉裡，強調從史料下工夫的重要，正是對當時知識界盛行藉唯物史觀來了解中國歷史的嚴厲批評。而他的這項主張，和傅斯年發表於民國十七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所提倡的研究態度，有可以接合之處。所不同的是，陶希聖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究竟如何演變的問題，仍然至為關切。全漢昇深受陶希聖與傅斯年的影響，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得出唐代中葉以前和唐代中葉以後是兩個不同階段社會的看法，對停滯論者做了有力的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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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decline of the Tang imperial authority in the late ninth century, a number of local warlords competed to erect autonomous regimes by force, gradually establishing their own dynasties. The first two dynasties after the end of the Tang, the Later Liang and the Later Tang, grew out of the rival regimes established by Zhu Wen and Li Keyong. Both Zhu and Li were bellicose generals, but who increasingly came 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legitimacy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ir national regimes. To legitimize his power, Zhu Wen claimed that the Tang orthodox authority had been transmitted to him. In contrast, Li Keyong and his son legitimized their fight against Zhu by claiming that they carried the standard of Tang restoration. Although adopting different approaches, both two military-oriented regimes turned to civil issues, such as organizing the bureaucracy and performing rituals.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political leaders' interest in civil affairs preserved and promoted Confucian tradition under violent conditions. Their claims to orthodoxy before they effectively controlled all of China, however, retarded the military actions of these two regimes, because the attention of their rulers was diverted from the battlefield to civil affairs. This article will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expansion and the management of legitimation in both the Later Liang and the Later Tang. The short lives of the Later Liang and the Later Tang, I argue, are partly attributable to their emperors' efforts at legitimation. Military might rather than the appearance of orthodox dynastic practice was crucial to the fortunes of these two dynasties, but the emperors seemed to overemphasize the latter over the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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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學界討論鄭觀應的角色定位，著重在兩方面：一是買辦商人的經歷，一是主張「中本西末論」的變法思想家，兩者皆從中國現代化的論述脈絡來定位這位開明的思想家，然而鄭氏的內心世界裡，道教實佔據重要的位置。 本文試圖論證，鄭觀應始終兼有長生與濟世的思想，同時他認為，仙學與西學都足以救世。甚者，鄭氏所欲成就的人生典範―道教聖王，成為其晚年救世的主要憑藉。事實上，人們熟悉的「中本西末論者」之形象，無法與鄭氏的內心世界接軌；相對而言，「成道濟世」一詞，更能充分地描述他的想像世界，並點出他畢生精神生活的主體性。一旦我們關注思想家個人的意義脈絡，不僅挑戰只從近代思潮發展定位趨新思想家既有的取徑，同時也為近現代思想史的多元性，提供一鮮明的個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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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胡適研究者都注意到胡適一輩子重視治學（科學）方法，並以十字訣「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著稱；較少胡適研究者指出胡適雖一輩子談治學（科學）方法，但他更重視治學精神和態度，並認為習慣之養成更重要，最後且以為官四字訣「勤、謹、和、緩」告終；更少的胡適研究者談論胡適是否很一致地主張他的治學（科學）方法。本文的重點在第三點，並以沒有胡適研究者曾研究過的―康納脫（一譯康納特，James B. Conant）的科學觀―來衡量。 證據顯示，雖然胡適視康納脫為同道，但兩人最大的不同點在於胡適曾堅持有某一種科學方法，而康納脫一向認為沒有。弔詭的是，胡適自己最終也推翻了他的十字訣，個中蘊含的意義不用說，當然是沒有獨一無二的科學方法論，而只有比康納脫等人的科學精神、態度還要寬鬆的四字訣。於此，胡適自己悄悄地進行了雙重否定―否定了一元方法論，甚至連某種不法論也沒有了。 本文的結論是，十字訣和四字訣若分開處理，可能各得其所，但若把它們混在一起，認為治學方法也是科學方法，則是以寬泛代精密，甚至混淆了。在這個層次上，康納脫不可能是胡適的同志，甚至可以是論敵。試想想，胡適的十四字訣（「拿證據來」加上「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科學觀，與康納脫的科學定義三大原素（即玄測的思想、演繹法、經驗的實驗法）相同嗎？又胡適的十字訣以及更常識性的四字訣「勤、謹、和、緩」的好習慣，能與康納脫的科學技術和策略的原則等同嗎？若不是，則他們就不是同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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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英國格蘭斯敦政府對於一八七八年歐洲列強所訂柏林條約的態度及推行政策，由此闡明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理念之調和與衝突。其討論重點為一八八○年四月自由黨主政後，至一八八一年末柏林條約中領土安排與主權問題大致解決為止，格蘭斯敦政府推展其倡議已久的東方政策時，所表現的政治理念及現實謀略。文分五節：首節導論，呈現柏林會議之前自由黨對東方問題的理念，及對柏林條約的批判；次節說明格蘭斯敦執政之初，所提解決東方問題的政策藍圖；第三節處理蒙迪內哥羅與希臘二國（掙脫土耳其控制）的疆界問題中，英國對鄂圖曼帝國的交涉立場，以及由此所反映的自由主義外交原則與困境；第四節討論賽普勒斯佔領與土耳其改革問題所展現的英國帝國主義概念，以及自由黨東方政策中的理想與實務之整合；結論以前述各節論述為依據，批判英國自由主義首度落實為外交政策的成敗得失，及其在文明史中的意義。大致言之，格蘭斯敦推動柏林條約的行動成效顯著，然正因此，自由主義的理想卻在成功應和強權政治的要求下逐漸幻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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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二二年四月，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遣武裝船隊前往中國沿海，佔領澎湖，最後轉據臺灣島，開啟在中國沿岸的貿易活動。本文想探討的是，什麼原因促使荷蘭東印度公司做此決定，亦即在一六二二年時，東印度公司領導者出兵的思維是什麼？ 本文認為，東印度公司出兵的行動，涉及該公司在東亞貿易策略的轉變。原因在於原本的海上劫奪策略，沒有達到壓抑西班牙在東亞的商業經營，以及增加公司貿易的預期目標，迫使荷蘭人希望在中國沿海找到貿易基地，直接與中國貿易。然而，對荷蘭人來說，更直接的危機，是西班牙人佔領臺灣島上Lamang的傳聞，致使他們匆促出兵。 本文亦試圖考證Lamang即是當時臺灣島上著名的貿易地點―北港，因為北港貿易在十七世紀初期的崛起，吸引了西班牙人的注意；換言之，荷蘭東印度公司出兵中國沿海的原因，除了與西班牙競爭這類歐洲因素外，亦受到臺灣周遭海域貿易發展此種東亞在地因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