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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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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明地區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火藥和發展鑄鐵技術的地方。火藥由蒙古人傳到歐洲之後,發展為砲(bombardment),由於缺乏鑄鐵技術,所以最初使用「熟鐵」(wrought iron)鍛造。但是這樣的砲管不堪使用,因此不得不回頭使用青銅,在十四世紀中晚葉開始了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所謂歐洲兵器的第二次青銅器時代。不過,中國鑄鐵的技術也於約略同時傳進歐洲,大約一四五○年左右,歐洲已能用鐵來鑄造大砲。 中國人雖然最早發明鑄鐵技術,但現存最早的砲都出現在蒙古人開始征服歐亞大平原的時代,而且在中國所發掘出來的砲都是銅鑄的。原因是,宋代以後中國北方大量用煤取代了木炭,而北方的煤含硫量甚高,熔煉(smelt)鐵礦砂時會使鐵的品質改變。用這種鐵鑄砲,堅硬度不可靠。因此他們放棄用鐵,而以銅來鑄砲。於是中國在南宋末也進入了第二次銅器時代。銅鑄的砲固然比較可靠,但是昂貴得多。宋元時代的人已注意到中國的鑄鐵品質不好,卻不瞭解箇中關鍵。這是中國第二次銅器時代無法結束的原因。 英國於一七○四年發明提煉焦炭(coke)技術,把煤裹的雜質提煉乾淨,進而控制其成分,方便於熔煉鐵砂時減少雜質或適度加入其他元素以冶煉各樣的鋼鐵,銅砲從此完全消失。中國人早在明代(1599)已發展出焦炭技術,卻未詳細追蹤鑄鐵品質不佳的原因,因此無法大量鑄造鐵砲和改進品質。 第二次銅器時代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其意義要在歷經幾個世紀的探索之後才充分彰顯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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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渡江之初,內有盜賊之亂,外有金兵之入侵,極為艱困。幸賴名相李綱、趙鼎等修內政、收人心,名將韓世忠、劉光世、岳飛等抗外侮、嚴守備,得以轉危為安。紹興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約和,金朝主戰派兀朮反對,於紹興十年夏再度發兵侵宋,圍攻順昌。宋方守將劉錡(1098~1162)採堅壁清野之策,奮勇抗敵,時方盛暑,金兵不能忍受酷熱,戰力銳減,而宋軍則置之死地而後生,卒獲空前的勝利。此戰後,宋軍士氣大振,對抗金致勝之信心大增;同年,岳飛北伐,亦有郾城之捷,金朝深知無力消滅南宋,終於十二年與宋締結和約。南宋能偏安江南一百五十年,諸將轉戰之功實不可抹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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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從歷史脈絡來討論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中的槍枝。首先,本文運用歷史圖像與文獻中有關原住民槍枝的記載,藉以瞭解近代原住民拿著什麼樣的槍枝,以及這些槍枝種類反映出什麼訊息;其次是探討這些槍枝流入原住民部落的歷史背景;最後討論槍枝在原住民戰鬥行為、儀式文化中的角色。 本文指出,臺灣原住民使用的槍枝種類繁雜,新舊共存,各種槍枝系統並用。這是因近代西方國家武器擴散,導致東亞各地域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出現槍枝混雜與快速演變的現象。 臺灣原住民社會處於此一世界性槍枝流通網絡的末端。這些槍枝不是直接來自西方國家或商人,而是經由臺灣島內客家人、福佬人及漢化的原住民中介轉販。這是持續了兩百年以上的臺灣本島槍枝生產、修理、彈藥補給的流通網絡。而原住民社會使用的槍枝種類,往往是賣方(番割、通事及洋行)商業販賣的結果,而不是原住民主動的選擇。 本文想指出的是,原住民雖是被動的接受槍枝,但是對搶枝的使用,有其主體性的思維與選擇。原住民對槍枝的使用,受部落社會原先的狩獵與出草文化影響,似乎沒有導致部落政經結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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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六月,國民政府任命華北軍第九軍團總指揮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孫乃率部自察哈爾省西行至綏遠省的西部暫駐。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孫軍違反國府中央的命令,大舉進攻寧夏,與寧夏省政府主席馬鴻逵所部展開激戰。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甘肅綏靖主任、省政府主席朱紹良,均派軍隊至寧夏協同寧軍作戰。戰事至三月二十二日結束,孫軍敗潰,殘部退回綏西,為晉綏軍繳械改編,是為「拒孫之役」。 綜觀是役綠起、過程和善後,政治權謀充斥其間,孫殿英以及相關的軍政人士,如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朱紹良、馬鴻逵、馬麟等,各逞心機,各有盤算。此外,此役除了造成兩方官兵的傷亡,帶給寧夏、綏遠兩省人民的傷害和創痛既深且鉅,財物等的損失,亦甚可觀。本文嘗試根據《蔣中正總統檔案》、《閻故責政錫山遺存檔案》、《包頭日報》等多種資料,將拒孫之役及上述各情形予以系統化的呈現,並加以分析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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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以前中國貨幣制度之發展已頗成熟。從春秋到戰國時期,貨幣的流通呈現出多元的形式,包含以三晉地區的布幣,東方齊、燕的刀幣,西方周、秦地區的圓錢,以及南方楚國的以銅貝為主的貨幣系統等四種。戰國後期由於跨國交易的拓展和延伸,四個不同貨幣區塊彼此逐漸相互匯流,加上此時黃金躍身成為戰國列國共同的貨幣,古代經濟世界遂發生了更根本性的變化。 先秦黃金產於南方,長江流域為主要產地。考古發現戰國時代做為交易媒介與貯藏之用的金版、金餅為數甚多。出土的戰國金版上呈現的鈐印文字和切成零細小塊的現象,以及伴隨出土為數不少之天平與砝碼,表示黃金不但做為長途貿易、巨額交易以及儲藏的可靠工具,同時也擔負了日常交易的貨幣職能。另一方面,先秦文獻亦見許多戰國黃金流動的史料或思想紀錄。黃金的越區流動,表明黃金已經成為跨國、跨區域市場的共同貨幣。 先秦黃金貨幣的確立,標誌著各個不同貨幣區之間分散割裂的市場限隔的打破,使得一個統一的貨幣體系得以形成。整個看來,戰國黃金具有的國際貨幣性質與發揮的作用,是中國古代經濟史的一個重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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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討光復初期(1945~1950)臺灣大學陸志鴻校長治校特色及文學院的發展狀況。陸氏隨前任校長羅宗洛前來接收帝大工學部,非屬於臺灣行政長官公署系統人士,其得繼任校長,乃由於行政長官陳儀向教育部長朱家驊之推薦。陸氏性格溫婉,頗受省政當局之脅制,大學一級單位主管之任命權為長官公署所攫取,校內、外界線趨於模糊。本文探索重點:一、二二八事變在陸氏任內發生,負責處理文學院院務之林茂生教授不幸遇害,此一不幸事件與前述景況皆有關聯。本文根據直接、間接史料,重探此一事件之真相。二、討論首任文學院院長錢歌川之得任經過與到任後之措施。錢氏得長官公署之同意獲任,因其非久任大學教職之學者,驟然主持臺大文學院,對教師之聘任、研究工作之推動,有不盡善處。三、二二八事變後,長官公署遭撒廢,公署官員及文教勢力大量轉移至臺大文學院、本文以許壽裳前來中文系任教為主軸,對此一現象稍加鋪陳,以明其時政、學關係離合之特色。最後,探討陸氏在光復初期臺大校史上的地位,特別以文學院為例,說明此一「向下沉淪」時期的功過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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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宗教改革後,亨利八世政府陷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困境。原本以順服著稱的英格蘭民眾,因為對宗教與經濟政策的不滿,迅速且自發地集結。一五三六年的「聖寵朝聖行」(the Pilgrimage of Grace),在民眾的自我定位上是一次「集體的請願活動」,是民眾向統治者君王的陳情。但這個自十四世紀以來規模最大的群眾集結,很可能演變成為真正的武裝叛亂。對於軍事武力有限的亨利政權而言,及時建立一套論述「說服」民眾棄甲返家,至為重要。宗教改革以後,原本依附在羅馬天主教會下的服從理論出現了縫隙,亨利政府急需重塑其服從論述來為其政權背書、庭戴爾(William Tyndale)的服從理論適時滿足了亨利政府的需要,亨利政府技巧地「借用」庭戴爾的論點,讓英格蘭民眾在國教會的架構下,重新尋回服從的宗教意義。「聖寵朝聖行」此一危機的化解,是服從論述發揮說服功能的證明;亨利政權化解危機的能力在歷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記。「聖寵朝聖行」的解散,為亨利八世順利推動「官方宗教改革」寫下一記精闢的註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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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專究柏林的歷史思想,探討柏林在一九五○年代時,對「觀念史」這個領域的思考和期許,以及對西方近代史學和文化思潮的一些評述。本文更宏觀的企圖是藉由柏林,條理出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和文化發展的一二軌跡。 探究柏林的思想之路,首先照見的是觀念史研究在英國歷史學界中的困境。柏林認定觀念史處理的是過去之人的獨特意識經驗和結晶,正呈現他循著勒弗喬(A.O.Lovejoy)這派「觀念史」的腳步而來。他持著多元主義的原則,不認同十九世紀史學的變革具有進步意義,和當時許多史家的看法悖反而行。他質疑非個人解釋的力量日漸膨脹,惋惜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和責任受到漠視和壓抑,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社會科學以及社會史興起的擷頏。而在一九五○年代批判黑格爾和馬克思的形上哲學風尚中,柏林更以決定論之名強力回應此時代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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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檢討過去學者對秦漢刑期的看法,並據江陵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其他出土文獻及傳世文獻,從概念和實際存在的律令兩個層次,重新論證漢文帝以前的秦漢刑罰已存在某種形式的有期刑。刑期制出現的背景十分複雜,今日已難以全面了解,但和春秋戰國以來綿延不斷的戰爭和人力需求應有關係。秦的法律體系是在百餘年戰爭中逐步形成的,是戰時體制下的產物。漢承秦制,因而也繼承了秦法律體系早已存在卻不及整頓的問題。其中兩大問題即刑期制和肉刑。漢文帝改革的意義並不在將過去的終身刑或不定期刑改為有期刑,而在使原本存在的有期刑常態化、體系化、固定化和全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