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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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食鹽由政府專賣，為政府帶來豐盛的收入。私鹽暢銷妨礙官鹽的銷路，影響到國家的財源；官鹽若發售不出，則造成政府抑配官鹽於民眾，影響到民生，造成民怨，甚至可能激起事變。無論從財政或民生著眼，南宋政府都必須防治私鹽。南宋政府在處理防治私鹽的問題時，態度是複雜的，有各種方式與考慮。政府對於食鹽的生產與運銷過程，有嚴密的法規管理；又頒布有處置私販食鹽的嚴格法令，而且不斷申嚴。此外，政府也加强對犯法者的緝捕，對於執行法令的官員以賞罰加以督促，並增設查緝單位。有時也運用以民間力量組成的保伍，與官府的力量互相配合。然而私鹽暢銷由諸多因素所造成，非嚴禁所能止絕，所以政府有時也會考慮或探取其他方式，和嚴禁互相配合，甚或取代嚴禁，以期能有更好的效果。例如調整食鹽的產額、運輸來源與售價，以期消解民眾運銷、購買私鹽的意願；對亭戶的生活加以安恤，以防止他們產銷私鹽。更有一些官員，認為嚴行法禁對於防禁私鹽未必有利，反而有可能造成對民眾的騷擾，激起私鹽商人的動亂。他們不見得主張完全廢弛鹽禁，卻認為應以寬弛的態度來執行。這樣的主張雖然沒有成為政府全面性政策，但也有地方政府在徵收稅錢之後，默許商人私銷、民眾私買；再有一些地方官，以比較寬大的態度來處理私鹽案件。到南宋晚期，政府財政愈加困難，對鹽利需求愈加急迫，在私鹽大盛的情況下，鹽禁也更為緊縮，終致引起較嚴重的變亂發生。南宋政府面對收私鹽之利和寬私鹽之禁兩者應如何取捨的難題，政策在緊縮和寬弛之間擺盪，但財政的壓力終究使政策趨向緊縮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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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在研究日本領有臺灣之後，如何將臺灣這個新領土安置在其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框架之內，並同時兼顧統治臺灣時的特殊需要。時間的斷限，設定於明治29年(1896)〈六三法〉成立，到明治39年(1906)〈三一法〉成立的十年間。透過觀察日本如何在毫無殖民地統治經驗之下，藉著外籍顧問提供意見，並在這些意見的基礎上形成制度設計，及其在政府、議會之間的折衝中政治性的展開。在這十年間，雖然六三法所代表的殖民地主義原則和委任立法的違憲爭議，不斷遭到帝國議會質疑，但明治政府一直透過政治手段護衛六三法。最後甚至企圖透過修憲，在憲法中明訂臺灣的統治由另外的法律規範，即一再地努力將臺灣實質地排除在日本國法域之外。明治39年，即使主張內地延長主義原則的原敬擔任國務大臣，其以內地延長主義為目標的法案也在帝國議會受挫，反而讓繼承六三法之殖民地主義原則的〈三一法〉通過了。可見日本外地統治的殖民地主義原則此時已經確立，其改變必須再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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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國族的建構有其明顯的空間面向。國族認同通常都與一塊邊界明確的地理疆域緊密相聯，國族成員也是藉由對此國族疆域的分享，而相互凝聚為一整體。本文便是透過對1930年代大量西北旅行書寫的文本分析，探討近代中國國族疆域的想像過程。 1930年代，中國面臨外敵交侵的深重危機，開發西北、鞏固邊防的呼聲應運而生。許多來自內地大都會的知識分子，便是在「救亡圖存」的國族主義意識形態激勵下，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考察遊歷。這些旅行者，利用一套「自然國族化」的領域性技藝，把西北這塊長期位於華夏世界之邊綠，族群、文化極其繁複多樣的廣大地域，形塑成為中國國族「地理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他們所書寫的旅行記述中，西北地區一方面被表述為中華民族發祥起源，孕育中國國族獨特精神與本真價值的「家園」；同時，西北地區的特殊地景也被納入一套國族化的歷史敘述，被再現為銘刻著國族記憶的「神話地景」。經由這樣的論述策略，西北遂從一塊物質性的地理空間，轉化而為中國國族成員共同感情與集體認同所寄寓的象徵空間。 不過，西北地區國族疆域化的過程，同時卻也是一個內部殖民的過程。在以漢族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旅行書寫中，西北地區的異質人群與文化，雖然被整編納入一個同質、連續的國族共同體之內，卻又只能是國族教化、規訓的客體。1930年代西北旅行書寫所想像出的中國國族，究其實質，依然只是一個披著國族外衣的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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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田三原則」係1935年10月由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目的是針對中國，重啟對話的一次攻勢。從「九一八」至「七七」(1931~1937)間雙方關係的波折來看，這次談判既是希望將所有「懸案」作整體性解決的最深刻的一次嘗試，也是彼此互動走入盡頭的險峻下坡。 本文針對此一談判的背景、綠起與議題作一剖析。強調：第一，三原則本是南京主動，目的在促成兩國中央的「直接交涉」、「一元外交」，以期使極度惡化的雙方關係能夠一舉正常化。第二，談判過程中，中、日兩方都顯現出所謂「二元政策」，也就是軟硬兩手、黑臉白臉的交替運用；反映的正是雙邊關係的圖窮匕現。第三，在最後階段，南京內部「和平派」地位已不再穩固；「一元外交」的推動始終夾雜著「促蔣出面」的呼聲，實際成為和、戰兩派的角力所在。這也構成此時南京政局的微妙內幕。 「廣田三原則」的提出與談判，乃是抗戰前的中日危機中，具有相當意義的一段過程。雙方都拿下「親善」假面，攤出各自底牌；針鋒相對程度迥非此前歷次談判所可比擬。正因如此，談判的破局，同步象徵著彼此互動已走到盡頭。於是，在日使離京後不過半年，盧溝橋事變發生，日軍「膺懲暴支」之聲就響徹雲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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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史關係問題一直是今人研究章學誠的盲點。論者習以歷史哲學或史學理論的觀念來詮釋章氏的「六經皆史」說，鮮能反省今天所謂歷史哲學與史學理論所預設的知識觀念，非但難以切合傳統史學的本質與特性，而且易於導致我們將經、史誤認為兩種對立的學術。筆者認為，錢穆以「專家與通識」之說總結章氏學術的要旨，特別有助於我們釐清上述問題。「專家」是章氏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提出的重要學術觀念，章氏著述中許多言及經、史之處，其實是就經、史著作之中所蘊含的特定「專門家學」來討論，而非泛指經、史兩部而言。這些專門家學既用於治經，也用於治史，實即互通於經、史兩部，所以章氏論為學之道當本於專家，進而又講求擴充治學門徑，以期各門專業能交相為功，通達於學術大體。因此，錢穆指出《文史通義》最有價值的地方，正在章氏能從學術之整體來講一切學術。此即章氏所謂「道欲通方，而業須專一」，兼重專家與通識的學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