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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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大忠臣文天祥(1236~1282)在從容就義的前夕，特親書絕筆自贊，繫之於衣帶間，其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聖賢教人明仁義，知兼恥，並終身堅守不變。《易經》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不仁不義之徒是無法立於天地之間的。 宋代士大夫重視儒術，講求政治清平，民生安樂，而治亂安危的關鍵人物是君主，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主好學，多與經筵官相接，究明聖人經旨，以前代興亡治亂為鑑，進而親賢臣，遠小人，行仁政，收民心，此然天下大治，國祚久長。北宋名儒司馬光，程頤、范祖禹等，任侍讀或侍講，皆勸皇上正君心，法祖宗。仁宗時，翰林侍講學士李淑所修成的《三朝寶訓》，便成為皇上御經筵時必讀的寶典。南宋理學家朱熹、真德秀為侍講、侍讀，力勸皇上先正心、誠意，則君道正而天下治，一切都在人君一念之間。宋儒認為仁是一切道德的總稱，包有四端和五常，絕不能用博愛二字來解釋仁，而仁與義又不能分開。雖說「仁者愛人」，但先要明愛之理，意謂愛的正當與否，要在斷之以義。朱熹釋仁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最為切當。父母撫育子女是仁，而身教、言教或鞭打也是仁，此即愛切責嚴之義。他們不是坐而言，而亦起而行，為親族創義田、義莊，以幫助貧困的族人免於饑寒，為鄉人創義倉和義學，又有義塚、義役，皆為社會福利。宋廷亦極留心災荒救濟，深得人民愛戴。其立國雖不能純於仁義，而未嘗不慕義勉仁，得享三百二十年國祚，其效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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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為防制蒙古部族秋天牧馬南下，自永樂五年(1407)起，命北邊國防線上的軍隊，每年例行性地出邊燒荒。以往學者認為：這一政策對草原的生態帶來極大影響，導致其土壤沙漠化。但據本文考察，邊軍執行燒荒並不切實，故其影響程度應該大打折扣。尤其是在隆慶四年(1570)以後，明帝國與蒙古達成和解，邊境對峙的局勢相對緩和，燒荒政策重新調整，長城沿線九鎮，除薊鎮、遼東持續執行未變外，宣府、大同、山西在萬曆九年(1581)以後不再實施。其他四鎮也曾短暫停止才又恢復。即使如此，敷衍了事的情況還是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萬曆初年以後，燒荒的季節由草木枯黃的十月，改為綠草如茵的七月，焚燒的效果自然不如以往。晚明七十年間，燒荒已經徒有其名，對內蒙古草原生態環境的影響，應該不像以往學者所說的那般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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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重釋黃宗羲(1610~1695)公私思想的意涵和歷史意義，進而並重估近半世紀來學界在這方面一些對黃氏研究的重要成果。不知是否能因此而提出另一種可能的新觀點？為此，本文將以黃氏思想對比相較於霍布斯(Thomas Hobbes, 1588~1679)、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和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三人的學說論述，而比較的重點，著重於黃氏儒家的公私觀和三位西方思想家有關公私領域論述的對照與差異。由於本文的主旨在於重估黃氏論述的真諦，以及其與西方民主思想的真正差別所在，因此，此中西思想的比較自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歷史性比較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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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國學界，將中國傳統政治視為專制制度，無疑是主流意見，即使在文化保守主義者中也不例外。錢穆(1895~1990)反對此種看法，並且對政治制度研究的範圍、方法和意義提出獨特見解。 1939年，錢穆以《國史大綱》整體描繪了政治演進，提出了非專制論的見解。在抗戰後期他寫作了多篇論文，評議現實政治，規劃未來前景，並嘗試對傳統政治特質從事理論化的界定。1950年以後，他提出「職分論」、「制度」等傳統觀念說明中國政治思維的特質，強調從文化的觀點理解政治的意義，要點包括： 一、依據《通典》以來的觀點，重視經濟、兵役、教育等建立政治與社會合理關係的範疇，比僅僅著眼於權力運作的制度史研究遠為寬廣。此外，也強調所謂「制度」須有「公」的價值，對規範性制度研究有獨特的關注。 二、優先從當時人的「歷史意見」來理解和評價制度，並提出「職分論」來說明中國特有思維。尊重傳統思維，是要避免因倚賴西方觀點而造成盲點，與探用西方概念、吸收其歷史經驗，兩者正相互補。 三、中國傳統政治建立在國家形態和現實需求上，各派思想家則提供了不同的改革理想，傳統政治的特質是由兩方互動而成的，政治史的經驗不能化約為思想，其得失更不能僅僅歸因於「儒家」或「法家」等因素。中國特殊的國家形態依然存在，現實問題的解決仍須借鏡於歷史經驗。 四、雖然近代民主制度有助於解決中國的政治困境，但制度運作也須有社會基礎與文化價值與之配合。要打倒傳統來移植新制度，有如緣木求魚；唯有銜接傳統文化，才能協助新制度的運作及新價值的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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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是多元的，如蔑視朝鮮、征討朝鮮、尊敬朝鮮等，但以蔑視朝鮮的心理最值得注意。日本對朝鮮心存蔑視，此根源於《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神功皇后征服三韓的傳說，及由華夷思想、領域觀念、神國思想等形成的民族優越感。日本認為朝鮮自古即向日本朝貢，是日本的屬國；視朝鮮為夷、為穢地。又如足利義滿(1358~1408)受明朝冊封後，由將軍與朝鮮行對等外交，但將軍給予朝鮮國王的國書不自稱國王，而以「日本國源某」代之，用日本年號或龍集干支。至十七、十八世紀，甚至有學者認為朝鮮文武不如日本，不必與其交鄰；批判朝鮮諂媚日本如下人，恐懼日本如囊中鼠等。至於征討朝鮮的論說，雖至十八世紀後半才出現，但隨著近現代日本遂行其大陸政策，則次第被實踐。日本是一島國，吸收大陸文化的廣度和深度，均不如朝鮮半島國家。所謂尊敬朝鮮，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尤其江戶時代，日本學者尊崇朝鮮學者，與通信使筆談、唱和詩文、求序、求字，態度恭謹；民眾則不辨朝鮮隸卒，卑屈求書畫，上下莫不以求得隻字片語為榮。 日本對朝鮮的優越感，基本上始於八世紀前後。此種意識持續至十八世紀末，因海防問題演變成主張侵略朝鮮，甚至在十九世紀末付諸行動。其間雖也有如江戶時代上下民眾熱衷朝鮮文化的盛況，但十九世紀以前，朝鮮是日本的朝貢國的觀念，及蔑視朝鮮的心理，則始終支配著日本人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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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擬由柏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的史學觀念入手，探索柏林如何與史家巴特菲爾德(Herbert Butterfield, 1900~1979)、卡耳(E.H. Carr, 1892~1982)論證「道德判斷」，並兼而論及「歷史」之義。文中將藉由他們對「道德判斷」問題的歧見和爭論，一方面觀看柏林與當代史家的互動往來、他在當時的「歷史」定位；一方面也由此考察二十世紀中葉英國史學發展的若干現象，甚至追溯這些現象的來龍去脈，譬如「道德判斷」議題的發展、英國史學中「文學的歷史」和「科學的歷史」兩股勢力的爭逐與消長，以及英國史學專業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