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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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雲萍教授(1906~2000)在臺大歷史系任教長達四十年，是戰後第一位在大學院校開授臺灣史課程的人。他醉心文學，本非歷史系出身，但卻上承連雅堂、林獻堂兩人的史學，下開解嚴前後臺灣史研究的風氣，楊氏的歷史地位有其時代背景。 日本統治臺灣後期已進入戰爭體制，臺灣原是帝國的邊陲，卻必須支援戰爭，甚至淪為戰場。身為臺灣人的楊雲萍，既不能積極協助戰爭，也不能出面反對戰爭，沉潛於鄉土研究，是他在戰爭中找到的出路。不僅如此，他還在《臺灣日日新報》撰文呼籲臺北帝大非得研究臺灣不可。 戰後他投入報界，為文針砭時局，積極呼籲奪還語言、修纂臺灣史；擔任臺灣省編譯館的編纂兼臺灣研究組主任，積極從事相關研究。二二八事件後，編譯館關閉，乃入臺大歷史系任教，曾開「南明史」、「臺灣史」、「臺灣史日文名著選讀」等課，並指導研究臺灣史的博、碩士生完成論文。 《臺灣史上的人物》、《南明研究與臺灣文化》是其重要著作。研究古典詩人的詩作與生平、客觀地評論歷史人物，是他對臺灣史最重要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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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漢昇先生獻身於中國經濟史研究逾六十年，他的學術貢獻深受同道重視推崇。他畢生孜孜不息，從1930年代開始華路藍縷，窮研史料，挖掘新問題，開拓新領域；並且不斷地吸取西方經濟史研究的新觀念與新成果，同時盡心提攜後進，可說他以一己之力帶動了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新風氣，開拓了新視野，提昇了研究水準。回顧二十世紀此學術領域的發展，他的耕耘足跡歷歷在目。 固然他在長達六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研究重心有所不同，但治學態度始終如一並且有其連貫性。如果以他所研究的時代來劃分的話，民國三十八年(1949)以前，他的研究範圍上溯漢末，下及元代，而以唐宋經濟史為主；此年以後專注於明清近代經濟的探討。如以他工作的地點來觀察，則1949~1965年主要是在臺灣，1965~1995年在香港任教。他所研究的議題包括貨幣經濟、物價、財政、城市、經濟組識、交通運輸、國內商業、國際貿易以及近代工業化等，綿長遼闊，成果豐碩。全漢昇登上歷史研究的舞臺時，適值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興起並走向黃金時代，當時學界展開了1920年代末期到19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他以踏實嚴謹的態度研究唐宋經濟史，指出漢末以後到唐代中葉以前的中古時期很明顯地可自成一個段落，與此時期以前及以後是不同階段的社會，此點有力地反駁了社會停滯論者。而在全球化議題發燒的今日，我們重新檢視他對近代中國經濟史的貢獻，發現到他的國際貿易與工業化研究是下意識地省思此現象，就此意義而言，其研究可說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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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學者在討論魏晉時期儒家忠君觀念的狀況時，由於很少注意儒家思想在魏晉不同階段的消長變化，因此得出的結論往往失之籠統，有學者甚至認為從魏晉直到唐朝的建立，「孝道」始終凌駕「忠節」。本文沿著兩條線索－即「恢復普遍王權」和「反對普遍王權」之間的互動，以及維護士族利益和加強皇權之間的互動－去考察儒家忠君觀念在魏晉時期的起伏變化。研究結果表明，從東漢末年到西晉，「普遍王權」的觀念確實是在不斷衰落，而且「孝道」在很多情況下確實高於「忠節」。但是在晉室南渡之後，儘管維護士族利益和限制皇權的思想依然強烈，但卻不斷有士人出來提倡忠君，甚至為了皇權的振興不借犧牲本家族的利益，從而使忠君觀念呈現出有所加強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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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政府以倉儲制度處理民生問題時，常用賑恤、賑貸、出媚等措施，這些措施究竟有什麼不同，是由何種倉儲來執行，唐政府該選用何種操作法才有益於民生，又不會造成財政負擔，很值得探究。本文擬以出貸法與糴糶法為中心，從操作方式上比較其異同，分析其運用時機，了解政府採用的判斷標準；同時從倉糧來源上觀察官倉的活動能力，及其對倉種、倉法的影響，並進而評估開倉的成效。根據本文的研究，賑恤雖然是用得最多的救荒方式，但實施出貸法或糴糶法，受益百姓因須反饋於政府，所以日漸受到政府的重視，尤其是倉儲量不豐的唐後期，更對之倚賴有加。在救荒、平價或勸課等民生問題上，原本設定由義倉、常平倉負責，義倉行賑恤、出貸之法，常平倉行糴糶法。然而官倉運用有其機動性，只要民生有需要，倉儲尚許可，任何形式的倉種、倉法都可權宜使用。義倉、常平倉應依一定的規範來運作，惜因諸多人事之弊，讓良法美意失色，而削弱了不少開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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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1115~1234)早期的都城上京及其周邊地區，是女真完顏氏的興王之地，但是1153年海陵帝遷都燕京，並以其為中都之後，上京不復為國家統治的核心之地。世宗即位後，上京恢復其五京之一的地位，但是國家的腹心之地已然轉移到了中都所在的華北。這個轉變不只是統治核心內部權力鬥爭的結果，也是因應中央官制與統治地域變化的後續發展。而遷都之後，女真宗室諸王及其猛安謀克之移居華北，使得皇室與女真故地之間的緊密連結，出現斷層，其影響卻不是世宗於1184~1185年至上京的一次巡行能夠輕易解消。世宗朝上京的重要性，從政權的核心轉為邊防的重鎮，因為世宗種種針對女真族群與上京的政策，除了有意強化女真各階層對皇室的向心力，更是積極面對契丹叛亂與蒙古各部挑戰的邊防措施。而章宗朝對蒙古勢力採取了更為積極的鎮壓與防禦方式，邊防線向北方草原推移的結果，使得上京與上京地區的女真人不再是朝廷關注的焦點。金朝在1211年成吉思汗大舉攻擊之後，迅速失去對女真故地的控制，由上京地位的轉變過程，可以見到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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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初期至中期以上海為中心的左翼文藝運動，雖然其風行只有五、六年，卻對中國的文學、戲劇、電影、音樂等有著重大的影響。此一運動的推動者，多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及同情中共的「進步」人士，在這段時期內，為了宣揚反帝、反封建以及反資產階級，共有七十多部左翼電影的拍攝上映。其中以《漁光曲》這部影片最受人矚目，不僅1934年在上海連映84天，創下空前紀錄，而且1935年參加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得了榮譽獎，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得到國際獎的影片。本文主要在論述該影片拍攝的緣起、過程、上映時的盛況、時人的評論、獲莫斯科國際電影節榮譽獎始末，並及於該影片的出品公司、編劇兼導演、主要演員、主題曲和音樂、錄音和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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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論文探討的主題為英國自由黨對於1892至1895年間有關烏干達保護地設置問題的政策立場，以及由此所反映的自由主義與帝國主義理念之調和與衝突。烏干達問題的出現及難處，在於英國取得當地治權的容易隊及經營當地的耗費過鉅，在無嚴重的列弦威脅與土著挑戰之下，烏干達問題更能彰顯英國帝國主義的原始性與特殊性，而這個問題對於自由黨的「保守主義化」或「帝國主義化」，也引發根本的反省與巨大的影響。據此，本研究重點包括：一、烏干達在大英帝國的東非擴張計畫中所具有的地位與重要性，以及烏干達問題作為埃及問題延伸的表現；二、烏干達問題爭議所導致的英國自由黨意識形態與政策路線之分裂，此即是有關格蘭斯敦主義(Gladstoinianism)與羅斯柏理主義(Roseberianism)的交替問題；三、烏干達問題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政黨政治與列弦帝國衝突情勢中，所呈現的特質與所造成的衝擊；四、羅斯柏理執政下，烏干達問題的解決方案及其對於自由主義新取向的影響；五、烏干達問題所表現的「自由派帝國主義」在理念與實踐之間的落差。這個研究探討「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 1871-1914)追求國家榮耀而不計現實經濟利害的精神性意涵，隊此顯示一般左派學者討論帝國擴張或殖民主義的「盲點」，並說明近代自由主義因應複雜而密切的人際與國際關係時，所做的調整及其成敗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