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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史記中的孔子與春秋

本文是〈史記如何繼春秋〉的前篇與基礎研究，係就《史記》中的記述論史公所認知的孔子與《春秋》。從孔子在《史記》中的出現次數、分佈情況、引述類別以及人物評析，可見史公對孔子的重視與眷念，實超過任何其他歷史人物。史公明白記述孔子作《春秋》，作《春秋》不是為修史，而是「以制義法」、「當一王之法」：從作《春秋》的背景、動機、目的、方法、特色，可以推斷《春秋》一書的性質－《春秋》是孔子明志、傳道、立法之書，似史而實為經；《春秋》借事明義、假事示法，而義在口受。《公》、《穀》傳義，《左氏》傳事，《史記》之於三《傳》實為「義主《公羊》，事採《左氏》」，故《史記》所言與所欲繼之《春秋》應為《公羊春秋》。〈十二諸侯年表序〉言左丘明懼弟子各安其意，「失其真」，而成《左氏春秋》，此「真」字作「本事」解；足證左氏傳《春秋》之本事，而不傳《春秋》之口義。此一基本問題，至此應獲一徹底之解決與正確之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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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論考

在《史記•十表》中，記時單位最小、涵蓋時間也最短的是〈秦楚之際月表〉。此表是將秦二世元年七月至漢高帝五年（前209~202）間的大事按月編排，但其記時體例一直備受質疑。本文首先釐清其年月例，進而闡述此表的記事功能。 〈月表〉的年月例分為三類：甲、紀正朔年月（4人，8%）；乙、計月而數（28人，56%）；丙、兼計年月（18人，36%，含隱性案例九人）。藉由從計月者中鉤稽出兼計年月的隱性案例，全表98%的案例皆獲得合理的解釋。甲例銜接住秦、漢兩朝的曆年，確立了時間的界碑；乙、丙則標示出群雄起事或封王的歲月多寡。初起抗秦的群雄多用乙例；而丙例除一人存疑外，若非領袖群倫如懷王、項羽之流，就是最終服屬漢廷的諸侯王。初起群雄，恰與歸漢之諸侯王代謝消長；故而計月者盡亡之時，即漢王朝一統之日。明白此例，當時天下分合推移的過程一覽可知。 在記事功能方面，涉及這一時期的《史記》本紀、世家和列傳，極少標明事件發生的月分，許多關鍵資料都只記載在《月表》裏。本文以表文前半涉及秦、楚和項氏的三個部份為例，說明太史公以表來統攝全書相關紀傳的寫作手法。文末〈附錄〉則係表文辨證六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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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之間的女性醫療照顧者

漢唐之間，女性為人治病，或以巫祝符咒禱解、或靠物理治療、或賴醫藥。所治療者，除瘡傷、消渴、溪域之毒外，最大宗者則屬與產育相關之病變，包括代人求子解決不孕、看產並視產乳之疾等。有些仗口碑活動於民間，有些則以醫技邀寵於皇室。就其醫療技衛而言，女巫或賴神啟，看產倚靠經驗，用藥知識之來源雖較隱晦不顯，但生活經驗之累積與家學背景應為重要管道。其中貧困婦女或以助產為生，䒮獨孤女或賴行醫致富，民間生女占卜未來，亦稱「為醫」、「為賈」，醫療照顧對平民百姓或窮困之人而言，或不失為一專業營生之道。然而，女性從事醫療照顧未嘗不受限制。除了宗教女性如尼、冠、女巫之醫療活動曾遭禁絕之外，唐代官方醫學的考核過程中，亦因以明堂經脈為醫學知識之正統、以本草針藥為療病主流，而將習於手治的女性醫療者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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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僧叡〈小品經序〉

此論文藉著解讀迄今尚未充分瞭解的僧叡〈小品經序〉，來暸解中國佛教史上一個關鍵性的發展―在中觀佛教的架構裡，《般若》和《法華》的結合。在印度的中觀佛教思想裡，《法華》毫無地位，但此經在中國佛教裡被視為經王。論文說明這是受到鳩摩羅什佛教思想的影響，而由僧叡註錄到〈小品經序〉中。羅什所以結合《般若》和《法華》，一方面是矯正先前的格義佛教，另一方面是對抗一切有部的佛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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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使臣赴倭及其禮儀問題

《日本書紀》與《續日本紀》在記述隋唐使臣赴倭（日本）時，有不實之處，必須對史籍作批判使用，才能得其真相。從隋唐天下秩序原理看來，倭（日本）國王雖未受冊封，因為仍行朝貢之禮，猶是外臣，並非不臣，更非「敵國」。惟就禮的親疏關係而言，倭（日本）國的地位（有貢無封）不如南朝時代的倭國以及朝鮮諸國家（有貢有封）。但倭（日本）國自此走向自立化，尤其是律令國家建設，則又是日本史上的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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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復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論傳統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的繼承與轉化

史華茲(Benjamin Schwartz)先生於1964年所提出的「追求富強」一說，不僅長期主導有關嚴復的研究，同時也深刻影響了學界對於整個中國現代學術與思想史的詮釋。史華茲認為嚴復的畢生志業在於追求國家富強，因此他的學衛與思想也以尋求「西方之所以富強的秘密」為中心。然而筆者則以為嚴復的中心追求絕非富強二字。他其實具有一種既深且厚的「儒學性格」並深受傳統世界觀與思維方式的影響；其畢生學行所傾力追求的，是一個深具傳統意涵的「道」字，也就是一種貫通宇宙人生，致廣大而盡精微的真實道理。在中西交會的大背景下，嚴復既尊重傳統，又欣賞西方。其畢生努力的方向。在於融通中西文化中最高的原理原則，以指點出中國乃至人類所應依循的大道。這項工作，主要透過了對於他認為足以代表這些原理原則的中西經典之再詮釋來進行。本文為一系列研究嚴復求道之旅的第一篇。文中首先分析了過去六十餘年有關嚴復的研究。發現「被研究者主體性的失落」是長期以來嚴復研究的最根本問題。「被研究者主體性的失落」不僅使得過去的研究難以掌握嚴復的學衛性格、思維方式與中心思想，同時也使得學界長期忽視了中國現代學人在面對西方文化時所表現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中國特質」。本文繼而仔細分析了嚴復早期的學術性格、，思維方式與中心思想，指出其中的求道特質，並析論這種傳統的學術性格與思維方式與西方學術思想的互動。從本文中，我們不僅可以瞭解早期的嚴復，並可藉此檢視中國現代學衛與思想史的一些基本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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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上所見秦帝國的形成與統一

考古學上所見最早的秦文化遺存是甘肅甘谷毛家坪遺址。在甘肅的天水、禮縣和陝西的寶雞，屢次發現秦遺物，證明秦從甘肅東部逐漸向東遷移。公元前677年遷都雍城（今陝西鳳翔），公元前383年再遷都樸陽（今陝西臨潼），雍城遺址和雍城南面的秦公陵園，樸陽城遺址和其附近的秦東陵，都做過考古發掘，對秦文化的形成發展了明確的認識。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制王朝。最能代表秦文化的咸陽宮和付「碣石宮」遺址，規模巨大的秦始皇陵園和秦兵馬俑坑，以及分布於甘肅、寧夏、陝西、內蒙古、河北、遼寧各省的秦長城遺跡，通過考古學的發掘調查和研究，都獲得了新的成果。秦始皇改封建為郡縣，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對中國歷史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秦祚短暫，考古學上證明秦統一的事業是到漢武帝時才逐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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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出土骨簽瑣議

本文係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至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一書所發布的骨簽資料，來討論骨簽文字與配對形式之間的關係，考訂服弩、燥、御弋等名物，並對其中若干不易辨識的文字，做一些校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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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影響

宋代是史學極盛的時代，不僅超越漢唐，而且凌駕元明，甚至清代史學亦有所不及。宋代史學的特質可述者有四：（一）向博徵與考信。史學著作徵引浩博，體大思精，考證謹嚴，如司馬光修成《資治通鑑》，自為《考異》。（二）經世與義理。歷史在述人事，前代治亂足為今日之鑑戒。而人事之善惡是非尤賴辨明，方為對後世有益，故應重義理。（三）承舊與創新，承襲前代的編年體和紀傳體，並恢宏了編年史體，更進而創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四）貫古與通今，宋代史家長於考證古史，亦重通史，以求通古今之變，尤其對本朝史的纂修成就最偉。 宋代史學家強調正統，嚴於忠奸之辨，對後世史學精神之重視，倫理觀念之提升，極有貢獻。他們所創的新史體，更為元明清史學家所繼承。而對於其本朝史之纂修，元明清三朝之史學家都遠不如宋代。所以在我國兩千多年的史學發展史中，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影響是最值得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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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之體用－槐聚說史闡論之一

錢鍾書早已是成名的文學家，然而自《管錐編》出版之後，其博學更震驚學界。他所提供的中西資料與寶貴的創見，足令所有的文史哲以及社會科學學者享用不盡。本文為研究錢氏史觀五篇之一，專注於錢氏所舉中國傳統史學五例。前四例涉及歷史文章與史學求真，可謂史學之值；第五例則有關史學之用。然本文不僅僅是釋錢，更欲將錢氏所提出的史學問題，推而廣之，盡量說明。結論是歷史文章可美，歷史真相可求，歷史可得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