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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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析東亞儒學經典詮釋史所蘊藏的一個方法論問題：經典以及經典的解釋者都是特定時空的產物，各有其「歷史性」。為了有效地解釋經典，經典解釋者是否又須經過解構自己的「歷史性」才能進入經典的思想世界？何以故？這個問題既具有東亞儒學的特殊性，又具有詮釋學的普遍意涵。本文扣緊這個問題，以《論語》與《孟子》等儒學經典的解釋為例，探討經典詮釋者與經典之間的複雜關係。 本文指出儒家經典詮釋學是一種體驗之學，詮釋者與經典之問構成「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之關係。經典解釋者的「歷史性」之所以重要，乃是因為它是開發經典中之潛藏涵義的動力。但是，解釋者的「歷史性」卻又是一把「兩刃之劍」，它常常也會扭曲經典之意涵。因此，如何適當安頓解釋者的「歷史性」就成為一個方法論問題。 本文認為：經典的「超時間性」正是在時間性之中才能建構完成。但是經典以這種方式建構其「超時間性」，卻又涉及經典作者意旨是否可知，隊及經典中的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之問的緊張性問題。 本文之結論指出：解經者固然不應也不可能完全解消自己的「歷史性」，而以一個「空白主體」的姿態進入經典的世界；但也不可過度膨脹解經者的「歷史性」，以致流於隊今釋古，刑求古人。因此，解經者必須在完全解消自己的「歷史性」與過度膨脹自己的「歷史性」之間，獲致一個動態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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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交，儒家思想在基本形態上經歷了一種重大的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於兩方面：儒者一方面針對明末王學空疏之病，強調實踐與致用，另一方面否定宋儒理氣二分的義理間架，以及理之超越意義。在戴震的思想中，我們可以清楚地見到這種思想特徵：在自然觀方面，他主張「氣化即道」；在倫理學方面，他主張「理存乎欲」。就在這種思想史的背景下，焦循著手編纂《孟子正義》。焦循基本上繼承戴震的思想方向，而回歸漢儒「以氣論性」的傳統，並以此來詮釋孟子的心性論。在詮釋方法上，焦循和其他乾嘉漢學家一樣，採取「以訓詁學方法解決詮釋學問題」的方法。 本文首先根據《孟子》書中有關心性論的重要章節，從哲學的角度檢討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詮釋，指出焦循對孟子心性論的根本誤解。其次，筆者從詮釋學的角度來說明此種誤解的原因，指出焦循和其他乾嘉學者一樣，欠缺「詮釋學循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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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學界對於嚴復所譯介《天演論》一書，多偏從救亡保種、追求富強、促進變法與危機哲學等觀點加以詮釋。這些說法，都有其一定的根據，然而嚴復《天演論》的基本作意，卻一直為學界所忽視。本文企圖指出嚴復譯作此書的根本用意在於本乎現代西方最先進的科學並結合中國固有的思想，以指點出人文與社會進化必須遵循的自然道理及中國文化所應發展的方向。在嚴復而言，能認識並遵循宇宙與人文進化所依循的根本道理，則自然能，也才可能救亡保種、獲得富強、知所變革而善應危機。換言之，就是明道才能救世。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受到西方科學的影響，更深刻地表現出一種追求一以貫之的根本大道以因應劇烈世變的精神。至於嚴復所譯介闡釋的《天演論》的具體內容，則不僅學習自西方，亦與以《易》、老莊、《大學》、《中庸》為中心的中國傳統思想相通，而表現出融合西方與中國最高學理以明道的特色。綜合言之，嚴復是在傳統的學術精神、思維方式與世界觀的背景之下，充分吸收並融合了當時最先進的科學世界觀，以完成其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而其所譯作的《天演論》則代表一種在固有的一切都發生動搖的大時代中，企圖融通西方與中國最高學理以明道救世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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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有一些民間所設的學校，給予士人免費入學的機會，甚至協助他們解決食宿的問題，稱為義學。這類學校自五代、宋初即已存在，到北宋真宗、仁宗之際出現義學的稱呼。以後由於科舉社會確立，而義學可以滿足民間富家、貧家對教育的需要，因此逐漸形成一個傳統，延續了下來。自熙寧年間蘇州范氏家族以義莊為基礎，設立義學後，提供了以固定田產作為義學經濟基礎的觀念，不僅義莊、義學並設的方式為以後一些家族所取法，即使只設義學而不設義莊，也可以用固定數量的田產來支持，義學的經營因此可以比較穩定。義學到南宋已非罕見，這項教育設施所以能日益推廣，除了能滿足當時民問教育的需要，又有固定的田產來支持外，還有理想的力量在推動。義學含有推廣教化與以富資貧兩方面的理想，兩者經由富家的財力而結合，使得教化能普及更多的民眾。文人、學者闡釋義學理想較為強調其道德意義，但理想之中也含有比較偏向實益的成分，設立義學是諸多善行的一種，而行善有助於自己或子孫在舉業上的成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義學的教學內容也就含有不同的成分。自北宋曉來，義學常以應舉為教學目標，不過對德行也已重視。到南宋理學逐漸興盛，義學的教學出現舉業與講學並存的情形。舉業在理學影響日深的情況下，在義學中仍可維持不輟，是當時科舉社會的環境所使然，而理學家在義學中講論德性知識的探求與實踐，則使得士人即使舉業無成，或無意於舉業，也無礙於進入義學來接受教育，而將所學應用於待人處世之上。義學所發揮普及教育的作用，於是更為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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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希圖探討臺灣史學在最近五十年的變化。臺灣史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從1949年至1960年代的中期為初創時期。其發展受到兩個方面影響：一是與中國近代的史學傳統，特別是所謂「史料學派」保持著密切聯繫。1960年代至1980年代為第二個發展時期，其特點是臺灣史界開始與西方史學產生了比較密切的聯繫，不但有西方史學家來臺灣訪問，也有相當數量的臺灣史家到西方求學並在當地任教，同時又不時回臺「傳道授業」，使得西方史學思潮很快波及臺灣。這一時期的史學潮流，以社會史的興起為主要標誌。 1990年以來至今是第三時期，其主要趨向為臺灣史的興起。這一潮流表現了臺灣民眾希望了解本地歷史的願望，轉而影響到臺灣史界。同時，這一史學新潮又與國際史學的總體傾向合拍，即在突破民族－國家史學的基礎上，從多元的史學觀念出發，重新認識過去。在臺灣，這一史學研究趨向既體現了鄉土情懷，又有重建民族國家的意向，與其他地區相比有其特殊性。 臺灣史學雖然有此發展變化，但變化之中仍有「不變」的因素存在，那便是臺灣史家對史料考證和開發的重視。這一現象使人聯想到「史料學派」的傳統。今後臺灣史家如何在方法論上有所突破、在歷史論述方面有所建設，是臺灣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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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舉是傳統中國的一個重要政治、社會與文化機制，「進士錄」則是研究中國近世政治、社會、文化史的重要史料。元朝科舉共舉行十六科，但僅有二科之進士錄現存於世，其餘各科之進士錄有待重構。本文為筆者重構元朝全部進士錄的部份成果，所含為最初二科（延祐二年與五年）的進士輯錄。輯錄自史籍、文集、筆記、石刻、方志中廣探史料。兩科共錄取進士106名，現經考定者為91人，佔原數的85.8%。本文所收進士相關資料，較歷代進士錄更為豐富，除一般進士錄所含有的進士姓名、生年、籍貫、族屬、父系祖先三代姓名及身分、初授官職外，盡可能亦錄入進士的師承、仕歷、著作、及姻親、兄弟與子孫的仕進，乃至旁系祖先之資料，希望藉此擴大此一重構進士錄在中國近世政治、社會、文化史研究中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