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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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於論證：在儒家經典中，具體性的歷史事實（特別是聖賢典範人物的行誼）之敘述，與抽象性的普遍理則（如「道」或「理」）之證立，兩者之間密切綰合，有其互相滲透性，故儒家經典中所見的「普遍性」，實係一種「具體的普遍性」。為了證立上述基本看法，本文第二節首先指出在儒家經典中，歷史敘述通常是一種手段，而以建立抽象的普遍理則為其目的。本文第三節從儒家經典中的「道」與「聖人」，思想中，分析儒家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之間的緊張性。第四節分析在儒家經典詮釋史中的兩種解經方法，一是訴諸個人生命之學思體驗，而使經典詮釋學成為一種「體驗的學問」；一是企圖經由名物制度，或文字訓詁的解明，以確認經典中的「道」之原始的或真實的意義，將經典詮釋學轉化為訓詁學。本文結論，認為：在儒家經典中，歷史敘述與普遍理則之間有其互相滲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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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以統治學意義上的「勢」論為中心，探討「勢」概念在戰國時代的發展情形，並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其哲學義涵。 筆者首先以《孟子》、《莊子》、《戰國策》為主要依據，考察「勢」概念義涵在戰國中後期所呈現的全面性發展，其中以統治學上的「勢」論最為興盛。而代表儒家的《孟子》及代表道家的《莊子》對這即將成為主流思潮的法家之「勢」（權勢、威勢、勢位）主張，則顯現相當程度的反對。 《荀子》書中有許多「勢」論。荀子除了擅長以「勢」表達各種層面的概念之外，對法家君王之「勢」主張則有矛盾之立論；而將君王之「勢」提昇到理論層次，更使《荀子》在法家「勢」論發展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韓非子》書中除了眾所周知的一般性的「勢」治論之外，〈難勢〉篇特別值得吾人注意。筆者從篇中「隱括之法」、「度量之數」、「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置」等譬喻，嘗試釐清所謂的「人設之勢」應為「制度」之義，希望能闡明〈難勢〉篇的真諦。 最後，本文從「相對關係」的角度分析戰國時代「勢」概念所蘊涵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結論是：戰國時期的知識階層對「空間之勢」（包括大自然現象與人類社會之空問結構）的認知與操控，都勝過對「時問之勢」的了解與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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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變時期，在政治、社會、文化各方面都起了劇烈的變動。而西方傳教士的來華在其中佔了相當重要的因素。這些傳教士所傳入的西方文明智識，對文化上起了一定的衝擊。但傳教士的主要目的在於傳教，如何在受儒家及佛道宗教影響甚深的中國社會環境中傳播其教義，是耶穌會士必須思考的主要問題。明末清初的耶穌會士試圖從中國經典中，找出與天主教教義互相發明之處並加以詮釋，欲以此尋求士大夫階級的認同。從表面的文辭到事件的內容，都是他們努力鑽研尋找憑藉之處，而《四書》、《易經》尤為所重。基本上，耶穌會士認為中國古典中原本就包括了基督教的體系，記載了上帝、天主的教義訓示，只是中國人已經忘記書中的真正意涵，故須由教士們重新解讀出經典中的真意。本文所討論的範圍，是從利瑪竇以降到馬若瑟、孫璋，即從《天主實義》到清初索隱派的耶穌會士，他們對中國經典的觀點已自成一家之言。而耶穌會士同時也翻譯了不少中國古典傳至西方，一方面顯示其對中國古典的掌握，一方面對文化的交流具有一定貢獻。本文欲從這些傳教士對中國古典的選擇，選擇的背景、依據，如何詮釋、詮釋的結果及其衝擊加以分析討論，並探討明末清初耶穌會士詮釋中國古典的歷史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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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張守節《史記正義》係學術價值最高的《史記》古注之一。宋人合刻《史記》三家注，於《正義》刪削獨多。合刻本大行於世後，單本《正義》即在中土失傳。二十世紀初葉，日人攏川資言從傳入彼邦的《史記》古本欄外標注，手輯《正義佚存》一千餘條，散入《史記會注考證》相關史文之下。讀《史》者盛讚其便。二十世紀中葉，程金造發表〈《史記會注考證》新增正義的來源和真偽〉宣稱佚存《正義》係以偽為真，十分之九出自彼邦人士的偽託。其說迄今仍被學界奉為定論，備受尊崇。細審程文，其引據立論的瀧川資言的一段文字，竟是經他精心剪輯而成以利其批評的文本。程氏從佚存《正義》中精心選來欲證明其為偽託的例句，經逐條平議，反而證明其非張守節所作莫屬。佚存《正義》實為失傳已久的部分《正義》的重見天日。瀧川資言不愧為守節功臣。程氏妄說則須推倒，以免貽誤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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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討論歷史上東西對立觀念的發展，並檢討此一觀念對於理解與詮釋西洋文化史的作用。作者所欲說明的，是文化觀念下的東西不同於地理分界的東西；這不是要論證何者為是，而是要指出東方觀點下的「西方」可能不是西方人眼中的西方，反之亦然。傳統「西洋文化史」學科所籠統處理的西方，大致看來並不吻合文化意義上的西方，或是西方人所自覺的西方世界。故此課題能否有效呈現一貫而有獨特性的西洋文化及其歷史發展，甚令人困惑。本文處理希臘以下至今的東西對立觀念之發展，以及文化上東西分界在歷代的變遷情形，尤其強調中古以下拜贊廷、俄羅斯及回教帝國等文化圈對於這個發展與變遷的影響。而第三羅馬（莫斯科）與共產蘇聯政權的興起，更使東西對立問題顯得複雜，因而若不能明辨這個問題，則所謂的西洋文化將被視為含混的「非東方」文化，這對吾人對西方的認知，恐無多助益。文末檢討忽略此脈絡而設計的「西洋文化史」，在教與學上所面臨的困難與造成的缺失，最後提出作者的建議以為改善之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