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大歷史學報/Historical Inquiry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正常發行
選擇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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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出版英文的《論中國文化的時空觀》(Time & Space in Chinese Culture)專集中，有何莫邪(Harbsmeier)的論文，質疑葛蘭納(Granet)在一九三○年代便已提出的中國人缺少抽象時間觀念的主流論點，提到我在一九七四年發表的英文論文，我願對之作出回應。我澄清自己的立場謂，我並不是說中國人缺少任何抽象的時間觀念，而只是說，中國人缺少與內容分割開來的抽象觀念。正好專集中另有林麗真的論文：〈《周易》「時」「位」觀念的特徵及其發展方向〉，乃引起了我的興趣，由發展觀點探索《周易》時間哲學與歷史哲學之形成。我以前曾由發展觀點探索《周易》之內包含的四種符示：（一）神秘符示，（二）理性／自然符示，（三）宇宙符示，（四）道德／形上符示，現在則進一步探索其時間觀念與歷史觀念。（我的論文範圍比林麗真的窄，她還討論了孟喜、王弼、朱熹的易說，我則只討論《周易》經、傳本身。但我由「時」、「位」出發，作深一層的探索，討論了一些她沒有觸及的論旨，也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視域的調整。）我提議由以下五個項目作出探討：（一）爻位觀念，（二）時中觀念，（三）道器之相即，（四）主客之融合，（五）沒有一定計劃的辯証法。由《周易》發展出來的時空（宇宙）與歷史觀念對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影響至鉅，與西方形成對比。中國的時空融和、陰陽互濟、對立統一的辯證思維，不像西方的主客分離，玄想的歷史哲學，無論最後審判、絕對精神、無階級社會、歷史發展均指向一定目標，而六十四卦卻終於「未濟」，完成於不完成之中，這是中國傳統思維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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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試圖對中西史學觀念作一比較研究，特別注意這些觀念產生的文化背景、源流及其變化。在中西的文化傳統中，並沒有一個單一的歷史哲學或儒家思想史學的傳統，我們無法對之做「同質化」的處理。譬如在中國，秦漢的儒學與宋明理學便有明顯的不同，而在西方，歷史觀念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採用了不同的形式。因此，我們不應用目的論的方法，用現代的眼光解釋過去。從總體而言，中西史學的觀念有三個不同特點。第一是宗教觀念的不同。與儒家思想尊重「三代」的作法相反，西方由於受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影響，認為歷史的演變有其目的，到了現代也就轉化成一種歷史進步的觀念。其次，史學發展的政治社會背景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史學的傳統常常與統治者有較緊密的聯繫，而西方多私人治史，所以更俱批評性和多元性。複次，西方的史學觀念較早崇尚邏輯思維和理性思維，而科學史學在中國，則在現代有了長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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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現存中國第一本病因、病理與證候學專論《諸病源候論》(610)為中心，輔以魏晉至隋唐時期其他醫學典籍，深入探究醫者如何認識與分類傳染性疾疫，與建立相關的病因學理論。本文發現，魏晉至隋唐時期的醫者確有疾疫相染的觀念。然而，疾疫相染易與否並非疾病分類主要的標準。《諸病源候論》對於疾病病因的理解，傾向於「一候（病）多源」，以為疾疫相染的原因，或由於外在力量，抑或導源於內外交迫，或失之於飲食與勞倦等等，不止一端。雖然《諸病源候論》建立相當系統化的醫學理論，嘗試詮釋與掌握能相染易的疾疫之病因及其相染與傳播之途徑，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字裡行間透露出其中仍有若干隱晦或不確定的因素。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既不以現代生物醫學為標準而解讀古代文獻，亦不以現代醫學為準則而批判或表彰古人的醫學成就。本文強調將醫學典籍還原回其歷史情境中，審慎分析其內容、脈絡及其與當代思潮之間的互動關係。 本文在研究過程中，特意分別呈現醫者與一般人對於能相染疾疫的病源與相染途徑之見解，互相對照，以突顯不同專業與身分之間的異同，並藉此觀察疾病、醫學與社會之動態聯繫。 魏晉至隋唐之間，政治與社會動盪的原因之一，殆因疾疫迭起。世人除了傷逝之外，普遍相信疾疫相染與鬼物致病，遂有逃疫遷徙與棄置親人之舉，遂及畏懼歸煞、驅疫厭勝與立祠崇拜之事，而與當世孝義精神與倫理價值有所齟齬，凡此種種，均不斷加深社會對於疾疫的集體焦慮。醫者身處其間，一方面做營生立命之圖，建立專業的醫學理論；另一方面則心存悲憫，提供醫療服務與預防方法，裨益當世。醫者建構的疾疫相染觀念與相關理論，不論是賡續前代醫學，或融入醫者的敏銳觀察，均能反映當時社會思想與文化的若干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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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於論証：朱子詮釋《論語》「克己復禮」章的整體涵義，以及後儒批判朱子學時所提出的解經原則，並分析他們按照各自提出的解經方法，此然誤解朱子對此章的解釋，故皆無法進入朱子學的詮釋之環，而且在他們企圖瓦解朱子學詮釋典範所提出的解經原則後，仍然無法解決經典解釋的歧異性。因此，本文第二節首先闡釋朱子「克己」、「復禮」、「為仁」的三個關鍵思想內涵，認為除了從《論語集注》了解此章意涵外，尚須從朱子相關解釋此章之著作來掌握朱子對此章的整體思想，方不致誤解朱子的關鍵思想。本文第三節舉出中日三位儒者作為批判朱子思想的代表人物，如清儒戴震，以及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儒者荻生祖徠、懷德堂的考證學者中井履軒等三位儒者對朱子的批判與誤解。三位後儒均認為朱子解經時，違背了使用「語言」的原則，一是以戴震為代表，認為朱子解經違背「援佛老之言而為儒家之言的忌諱」，曉致讓儒與釋老不可分別。其二是認為朱子解經違背「歷史語言的脈絡性」之解經原則，此又可分違背「孔子時代的語言脈絡」與違背「六經時代的語言脈絡」。履軒代表前者，後者以但徠為代表。本文結論，認為批判者此須能進入解經者的詮釋之環，而不只是提出解經原則來侷限解經者的自由，反而易流於「以其所知而害其所不知也」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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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著名史家，包括一些中國通在內，稱中國傳統史學為「儒家史學」，是一種以道德裁判為政治服務的史學，所成的史書只不過是由官員寫給別的官員看。西方史家根據此一認識，斷言中國傳統史家既不知歷史的客觀性，也不具真正的歷史意識。 此種認識顯然基於西方的偏見以及對中國傳統史學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指出，中國傳統史家從司馬遷與班固始，並未使用春秋筆法，直到北宋的歐陽修和南宋的朱熹，才講義類凡例，只是少數的例子而已。殊不足以春秋褒貶來概括中國傳統史學。即使春秋筆法，固然標榜儒家倫理，為尊者諱，並未漠視歷史真相，可為諱而不隱的筆法。 西方史家對於中國史官制度，也多誤解，認為官修既代表官方立場，必具官方的偏見，乃是官方的傳聲筒，無個人獨立的觀點與立場，專為儒家教條與官僚體系服務。本文指出，較有組識的官修始於唐朝，歷朝隔代修史，固有政治意義，如正統的繼承，然絕非貶前朝而褒今朝，而是為了隔代較為客觀。官修掌握大量史料絕非私修可及，其理想仍然是尊直筆，責曲筆，更何況尚有「天子不觀史」的傳統，亦欲保持歷史的真相。若以史官制度貶低中國舊史的真實性，更忽略了中國史家曾表現出來的烈士性格。求真仍是史官莊嚴的職責，未必會犧牲史職。 至於說中國傳統史學有史而無學，只能收編史料，殊乏辨別真偽的能力，沒有綜合與解釋的技藝，也非公平之論。編排史料絕非中國傳統史學的範式，劉知幾所謂才學識乃是典範。若僅編排史料，何須才學識？以正史為主的中國舊史固重敘事，但別有豐富的釋史、評史與考史之作。西方史家之偏見，一方面由於以近代史學的標準論中國舊史，另一方面由於對中國舊史認識之不足。前者顯然不公，後者則中國傳統史學之研究顯然不足，中國近現代史家亦有職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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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旨在於探討蕭公權(1897~1981)所撰《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書之內容、方法及其在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上之重要性。本文共分五節，第一節說明本文寫作用意，第二節說明蕭公權寫作《中國政治思想史》這部鉅著的教學背景及準備工作，在第三節介紹蕭公權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特質與分期之看法，第四節則在中西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脈絡中，考察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定位。第五節則綜合全文，提出結論性看法。 根據本文的分析，蕭公權論述中國政治思想史，首先指出中國政治思想之特質在於重實際，多因襲。蕭公權之方法論特重將政治思想置於歷史背景中考察，因此，他對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方式，特別從政治思想之演進及其歷史背景著眼。本文第四節將蕭公權的《中國政治思想史》，置於中西政治思想史研究論著的脈絡中加以考察。蕭氏書稿完成於一九四○年抗戰時期的四川，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正式出版。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以其資料之全面性以及論述之系統性，而與一九四五年以前所出版之各種有關中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顯著之差異。蕭著出版後，在對中國政治思想史的分期、研究的方法，乃至特定論點上，對於以後出版之著作均有影響。蕭著與同時代西洋政治思想史論著，頗可互相呼應。從一九六○年代以後歐美政治學界關於政治思想方法論之爭論來看，蕭著的方法論傾向有待深入考量。本文第五節提出結論，指出蕭著《中國政治思想史》展現某種「脈絡主義」的方法論傾向，與一九六○年代以降歐美政治學者如波卡克與史基納的研究方法，頗有神似之處。但是，蕭公權並不因其方法論傾向，而將價值問題從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完全抽離。通貫蕭公權的所有著作，價值關懷仍是蕭公權學術世界中的核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蕭先生不僅是一個文化的折衷主義者，也是一個方法論上的折衷主義者。